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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断裂”，反思未来民主的进程
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讨论民主的危机并不等于否定或反对民主，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在中国语境中常被混为一谈的问题。如果不能对当代语境中的民主危机进行分析，就不可能恰当地探讨民主问题。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在冷战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二分法。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说，这种二分法是一种武断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被理解。这个二分法无法把握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体制差异，也难以解释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巴西、北欧、韩国或印度之间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当然更不能解释对立的社会体制在竞争中通过对对手的观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
社会平等的遗产作为民主的前提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平等的社会遗产，如南亚和拉丁美洲就从未完成过土地改革，而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遗产，就难以产生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
围绕着民主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谨慎的民主理论家因而也都强调他们谈论的是某种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不过，在当代语境中，人们谈论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法国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森瓦龙在分析民主的上述两种形式时说，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民主的这两个方面是完全重叠的，因为那时的平等概念并不涉及再分配的内容，而只涉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平等的还是等级的。那个时代的平等政治直接地体现为打破各种身份和等级制，以国家-公民的关系形成民主的社会模式。
但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作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发生了持续的分化。一方面有普选、有新闻自由、有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即所谓宪政民主，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严重，贫富不均、不同形式的垄断、阶级对立等等最终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新的社会等级制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根源，也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从19世纪晚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战争的反思，以及冷战时期两种社会体制的竞争，如何实现社会妥协和阶级调和成为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这对促进民主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会理论上，人们对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利体系进行反思，这一反思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福利与责任、自主与团结等关系的重新解释上。今天谈到社会民主模式，基本上都离不开税制、社会保障机制、合法化的公会及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等机制。社会民主的观念吸纳了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通过制度设计，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民主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
民主的社会形式集中地体现在三个层面的平等概念之上。第一个平等是所谓机会的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形式主义的权利观之上的平等概念。机会均等的概念与结果平等的概念是对立的。这一概念只是考虑所谓起点的平等，但缺少有关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对于所谓机会均等的限制，也没有讨论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产生垄断和不平等。如果说机会均等或起点平等的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或美国革命时期还可以称之为一种平等的社会形式，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一概念也常常成为掩饰社会不平等的说辞。正由于此，战后的社会民主特别重视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分配的正义不但涉及资源的分配，而且也照顾到了结果平等的重要性。阿玛蒂亚·森在“什么的平等”一文中沿着这一路径又进一步提出了“能力的平等”的概念。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三层意义上讨论平等，即机会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能力的平等。如果一个人由于贫穷或其他因素，无法通过教育或其他条件获得能力及相应的社会位置，他或她就不具备竞争的能力。因此，没有能力的平等，机会平等就等同于空洞的许诺；没有相应的社会体制（包括再分配体制）的保障，机会平等也正是不平等的合法表述。
民主应当包含能力平等
能力的平等事实上也涉及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即他或她是从属者还是社会的主人的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官僚制的问题，特权的萌芽，以及经济决策中的一些失误，需要认真反思，改革是必要的。但以此否定这一时代的平等成就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即便在欧洲社会民主模式中，分配的正义也是与结果的平等密切相关的——税制与再分配、社会福利和保障体制等都是分配的正义在制度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义务教育体制，以及农民夜校或其他平民教育形式，为普通劳动者和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教育的机会，从而也为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前提。那个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例也很高。更为重要的是：能力的平等不仅表现在教育、技能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能动性、自主性等方面。能力的平等事实上也涉及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即他或她是从属者还是社会的主人的问题。从这些方面看，即便按照经典的社会民主的尺度，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不但为改革时期的成就奠定了前提，而且也为一种民主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基础。
阿玛蒂亚·森对于分配正义和能力平等的讨论也可以放置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考虑。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选择了民主政体，有议会、多党制、普选权、新闻自由，但仍然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种姓制度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进入政治领域的能力，即便以法国大革命时代有关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高度合一的观点看，这一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引人瞩目的。印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说英语的人口只占约10%；无论在印度的全国性政治空间里，还是在高度流动的经济活动中，会讲英语是基本条件。这也意味着能力平等的严重的匮乏，而这种能力平等的匮乏最终导致机会均等的空洞化。由于未经深入和彻底的土地改革，印度（以及整个南亚）的土地关系是高度不平等的，这也构成了中印之间改革前提上的巨大差别。由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脱节，多党政治、普选权和新闻自由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并不是说政治民主不重要，事实上印度对于自己的民主体制是肯定的，这个体制也为印度的进步提供了前提。但是，一个民主政体如果缺少社会平等的基本形式，我们可否将这个社会称之为“民主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最近去印度参加第十届英迪拉·甘地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社会民主”，而中心问题是社会正义、公平分配、国家的角色等等。换句话说，讨论所谓“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西方政治民主，却未能形成一个民主的社会，等级性、专制和垄断常常与民主政体并行不悖，这也说明不能限于某一方面讨论民主问题。
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许多转型国家的社会特征。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从一党制变成了多党议会制，媒体的自由程度大幅度提高了，但在这些社会，政治民主化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面否定纠缠在一起，结果是将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形式也一并否定了。在这一条件下，政治民主化成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形式合法化的过程，从而损害了政治民主的声誉。由于民主政体，尤其是政党政治和媒体高度依赖资本和金钱，垄断集团——无论其占有形式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往往能够顺利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的和媒体的势力。这就使得社会形式上的寡头化与民主政体结盟，造成了极大的平等灾难和社会分化。由于不同社会体制的竞争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遗产已经在民主/专制的二元区分中彻底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很难看到在选票政治之外寻找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些经验同样证明：离开社会形式的探讨，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社会。
在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持续发展的状态下，民主问题不仅牵涉政治体制，而且也涉及社会形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中形成的平等遗产理应作为民主的前提来对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平等的社会遗产，如南亚和拉丁美洲就从未完成过土地改革，而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遗产，就难以产生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没有实质上的公平，没有公民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政治民主的公民权就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观念。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要不要政治民主，而在于怎样才能够使得政治民主拥有社会平等的内涵。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那就会使不平等分配持续化。市场社会不会自发地导致均衡，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合理的调节、制度保障和为争取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斗争，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分离和断裂将是常态。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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