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论战看“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虽然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是，关于这一空前浩劫产生的根源，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源于毛泽东的思想错误：“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1】这样看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基于他对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判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忧虑呢？我认为，这与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中苏在外交场合的一系列冲突改变了毛泽东的思想意识，促使他反观国内——为了防止党和国家重蹈苏联“修正主义”的覆辙，他最终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大革命”。

 

　　一、1956年至1960年的中苏分歧

 

　　中苏论战是伴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而产生的，前后持续大约十年之久，因此，吴冷西将其称为“十年论战”。事实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苏联在党和国家关系方面就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暗流汹涌的。而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努力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但是，从1956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共二十大召开时开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多方面开始出现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做的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是“七分功、三分过”。1958年以来，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讥讽、对中国大陆炮击金门的指责、提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使得中苏之间的裂痕大大扩大。

 

　　以上这些具体事件为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但是，两国争论的焦点还在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世界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时代变了，因此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种观点“公开修改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因而是错误的。【2】

 

　　赫鲁晓夫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激化了中苏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并且由此而引发了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争论。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因此决定与美国搞好关系，“平起平坐”、“和平竞争”。特别是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称赞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但是，中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3】一年以后，毛泽东在共产党领导人莫斯科高级会议上说：

 

　　“当赫鲁晓夫公开说艾森豪威尔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的时候，用外交礼仪的需要就难以说得过去了，或者可以说，赫鲁晓夫是在不明智地美化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4】

 

　　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已经不再是那么忠诚了。中国严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反映，甚至核武器也不能抹杀阶级斗争。然而，苏联却开始谋求与美国的关系缓和，因而不可避免地“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断。对于苏联的言论和行动，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联开始在修正主义的边缘徘徊。

 

　　二、1961年至1964年的中苏“大论战”

 

　　在第一阶段的中苏论战中，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应该把什么样的主张作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修正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列主义”。期间，虽然有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那样的大争论，但是，论战还是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而且，因为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经济困难十分严重，加之毛认为外交上的主要反对的目标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因此，中共有意与莫斯科维持关系，不至于迅速破裂。但是，1961年苏共中央公布了《苏共纲领》，并在当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将其予以通过，这使得论战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苏分歧快速升级，而“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也开始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在《苏共纲领》中，苏共领导人不仅将此前提出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议会斗争”等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系统化，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苏共根据本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上已经变成了全民的国家。”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变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5】可以看出，苏联的新理论已经逐渐系统化——从二十大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新论述，已经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国内政治理论进行“修正”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随着1961年以来国际左派势力的逐渐增强，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略有好转，毛泽东决定“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6】。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中共、毛泽东身上。”【7】中苏论战迅速升级，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从1963年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6篇言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全面否定苏联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1964年2月4日至7月14日，七、八、九评发表，批判更加猛烈。【8】这些文章后来被集结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逐级上升，到了“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批判直指苏联国内政治，上升到了空前的意识形态高度。文章开头就说，“……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历史的倒退”，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9】论战虽然激烈，但毛泽东更关心的不是如何使苏联“改邪归正”。而是开始以苏联为“教训”，反思中共党内是否出现了“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