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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就是彻底摆脱苏联体制模式化
但苏共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苏联剧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有人把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似乎简单明了，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确实有许多缺点，前者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后者的改革方针失当，加速了苏联剧变。但是，不应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受斯大林主义理念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试图解决苏联经济下滑、人民与政权分离、社会精神萎靡的问题；但他所选择的“反酗酒斗争”“加速战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都犯了战略性错误，并非对症下药，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危机，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因此，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中去寻找，从分析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状况，从民族政策和加盟共和国的精英选择中得出结论。
苏联改革的失败与政策选择失当相关，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确实难以改革。这一体制在苏联已经运行了70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一整套思想观念和强大的支柱——特权阶层和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代表。掌权者对改革的抵制和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苏共内部保守势力和激进改革派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在苏共解散、社会主义瓦解之时，广大党员没有为此举行任何抗议活动。老百姓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这说明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苏联的剧变也说明，不为人民谋利益、又不让人民为自己谋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
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使苏联民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共产党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承认群众所创造的联产承包制的合理性，并不断完善这一做法。在改革政策的选择上，只要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执政党就实行，而不再用苏联式的教条衡量其是否合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曾经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重复犯了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当然，我们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持续能力，取决于是否做到了科学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做主，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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