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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应新周刊之请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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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一个“十年”
十年前的春天，当我写就《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时，我有一种庖丁解牛拔刀四顾的感觉。我当时检阅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绩，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为自己的乐观预言不断地检讨，再三批评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为大陆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而高兴，也为汉语世界的沦落而痛惜。时至今天，在汉语世界其意志和表象如此坚定地走向繁荣升平的过程中，回顾新千年或说21世纪百年之初的十年，我们仍可为这十年思想的错乱和闹剧、自以为是的得意和悲壮、缺席和势利、玩忽职守、二三素心的拒绝、身陷囹圄或画地自狱……而惊叹。“中国不思”，“中国价值无足称道”，“低福利低人权的中国模式”，“中国人无信仰”，“中国无自由人”……不仅是转型中国社会自知的短板，也是文明世界的悲悯共识。
对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十年也是立功立德立言和个人小康富贵之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十年经济大跃进的国家富裕和个人致富的时代故事里，知识人经受着诱惑、胁从和考验。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知识人中，最具悲剧也最有收益的乃是八九一代。长达十年的参与、旁观和思考，正是八九一代自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十年。
这种人生文明大道，乃是人格成长的过程，是身心生长发育的归宿和认同。任何经典、权威或借其名号示人的知识、真理言说，以及意识形态号召，不过都是大道展开过程中的历史叙事，是一时一地的某种必然，而非绝对自由之律令。简单地说，任何人的经验和表达都只是有限的，他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史的审断；任何试图遮断文明天空的做法，哪怕姿态，都会受到报复；任何以一己之智来给予文明史总体性解释的行为，都会收获笑料。而这种平易健康的知识论，几乎是1949年之后就消失殆尽的。直到今天，数代中国人中间，从政客到细民，仍多为拜物教的信徒，狂妄地以一己之智代表科学和真理，去测度万物，生杀予夺万物。正是这一思想上的蒙昧，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虽然小康却置身于文明的暗夜里。
只要趋近文明主流，践行真理的大道，我们就会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从某种权威。我们尊重知识、真理和思想，但我们知道，知识本身并非价值，尤其是，诚如基督教所言，信仰乃一切知识的开端；或如吾人儒魂道骨所言，正心诚意乃君子大人之学的开端；没有信仰，就没有知识；没有诚意，他人的知识于我没有意义至少大打折扣。我们必须交待我们的正当，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有效。虽然，存在本身即是意义，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达。这也就是现代文明个体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状态，请不要代表他人，让他代表他自己：这是我国族十年来痛切的认知，是我人民十年来无望的梦想。
“被代表”的民众与各色学者
这种“被代表”使得我们跟文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尚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对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认知；这个十年，我们“被代表”着跟文明世界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纠结。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喻权域、何祚庥、王兆山、余秋雨、孔庆东、芮成钢……等人只是帮闲乃至帮凶十足的跳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言说不过是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遗憾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我国左右翼思潮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砺，没有发生大的讨论、辩难，共进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同担当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和解与清算、传统或现代，此时已经放下。各说自话，言不及义。左者荒唐，右者悲壮；左者亢奋，右者琐碎；左者阴谋，右者作态……这种在进化之一阶梯上停滞不前的类人孩们，无能在大道上精进日新，在知识或思想的大厦里登堂窥奥，反而多要诉诸大家长来解决异己。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本质存在。从大道的展开论，易经哲学已经阐释过阴阳之于对方的重要；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希腊罗马哲人也明认道乃对话的“逻各斯”，道理在辩论的动态中显现。因此，在传统文明中，上下共济，道统统合政统，使之在合众为一的治理原则上，士族理解民众，绅族支撑富贵；在现代文明世界，宪政以治国原则的形式使平民权益、富贵者权益轮番表达，民主伸张民权，共和保障绅权。凡此种种，皆需要共同体的思想者们相互激励，以求精进，以保证共同体有着持续不断的文明迁移。
但是，我国族近代以来，多次断裂而不能接续，文明自新的力量只能一次次从新起步，甚至从零开始，原因多少在此对立相仇而不能和合。思想的萌芽，尚未壮大，即被扼杀。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们社会的表现，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议论，一较短长，而是借权借势打压对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嘲笑和诅咒对方。一些望重一时的作家、学人、思想者，此时甚至放弃了人格、知识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国家民族，其实借权势膨胀。王蒙、余华一类的文人表现可以不出意外，汪晖、刘小枫一类的学人破门，出书斋而入市场、厕身皇城根下，却让人大跌眼镜。刘小枫缪托毛泽东知己，汪晖注释中国不会崩溃……在他们这些中国“国家理由”一类的代言者面前，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以“天下”观世界、蒋庆的“通儒院”，倒显得或迂阔或狂妄了。
而如上所述，由于对自身的难以把握，对知识的无能本分相守，这些借权势膨胀的思想者代表了时代社会的公共知识水准。他们的言说，知识和思想，在汉语世界，是跟政治经济现象一样少受挑战地横行于大陆圈子社会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任了某种社会文本，为一时的社会需要提供诊断、分析或身心按摩，他们的疗治有无效果不论，他们的药方游戏各领三年五年风雨。由于对人性和人类最基本尊严价值的漠视，这些知识或文字产品注定被雨打风吹去，等待着新的文字游戏或垃圾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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