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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的意义：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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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c. 430 BC—354 BC）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中讲述了古波斯佞主居鲁士（Cyrus c. 600 BC or 576 BC—530 BC）一生的故事。居鲁士把波斯从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成为佞主制度（也称“暴政制度”），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创建者和维持者，但他的专制帝国在他死后，几乎一下子就令人诧异地崩溃了。《居鲁士的教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个“故事”，正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看到的并不只是历史人物的居鲁士，而是所有那些很像是居鲁士的专制暴君们。两千多年过去了，暴君专制以许多变化的形式延绵不绝地存在，不断以新的创意和形式得以建立。它们以为可以就此稳定地存在下去，但每一次又都突然地土崩瓦解，动摇和衰败的景象与先前的强梁和稳定形成令人惊诧的对比。
这样的事情于2011年2月11日在埃及又再次发生，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人民的和平起义中轰然倒台，应验了色诺芬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政体都希望维持稳定，但没有一种政体能够免受不稳定之苦的，而专制暴政则尤其如此。在突尼斯和埃及剧变之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哈米（Fouad Ajam）在《独裁者们的终结》中问道，“为什么阿拉伯人民的怒火没有爆发出来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成功的“阿拉伯模式”和它的暴政专制似乎已经把阿拉伯人民引上了一条通往“永劫”（perdition）的不归之路。这个“永劫”，艾哈米说，就是“今天人们奋起摧毁的那座大监狱。”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连同这一年1月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让人们看到，无论这个“永劫”的大监狱看上去多么牢固，它都是会崩塌的。专制的“永劫”是可以颠覆的，一旦这个“永劫”被颠覆，独裁也就会随之被终结。
一、人是最难统治的动物
人是最难统治的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比较好对付，它们避弃陌生人，喜欢亲近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管它们的食宿之需就行。它们不会阴谋串联为害主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当他们察觉到有人要统治自己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破坏这种企图。人还知道，当统治者比当被统治者舒服，所以都宁愿当统治者。所以，那些当上统治者的，尤其是像暴君那样成为绝对统治者的，也就在成为大多数人眼里成为特别有运气、有能耐、值得羡慕的佼佼者。而那些成为统治者的，他们不仅也这么想，而且还觉得，就该他们成为这样的佼佼者，他们最盼望的便是维持现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稳定，或者至少是相对稳定。
色诺芬的这一思考，不过是一番铺垫，因为他说，人类的难以统治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找到做成功这件困难事情的办法。古代波斯帝国的暴君居鲁士就曾将这件难事做得非常成功。色诺芬说，专制困难不困难，全靠事在人为：“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以为：由于人的天性，统治人要比统治所有其他的动物都要困难。但是，当我们想到，以前曾经有过一位叫居鲁士的波斯人，他曾经拥有许多人民，许多城池，许多国家，全都顺从听命于他，我们便会不得不改变原先关于人类难以统治的想法，就会相信，统治人类，这本身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只要知道如何去做，甚至不能算是一件难事。”
历史上的暴政者和现、当代的暴政者有所不同。古代的暴政又称“佞主制”（tyranny），是一种政体。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两种不同的标准各分为三类。第一类标准是以德性的高下分配权力，计有三种，当统治者为一人的时候，叫作“君主政体”，当由少数人统治的时候，叫作“贤人政体（贵族政体）”，当由多数人统治的时候，叫作“共和政体”，前两种是更优秀的政体形式。第二类方式以财富多寡为标准，按统治者的人数，也分为三种，少数人的统治叫“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叫“平民政体”，这两者分别是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蜕变形式，一人统治叫“佞主政体”，这是君主政体的蜕变形式。亚氏认为，在现实中，不宜取君主政体，因为君主政体很难实现，且一旦蜕变则会成为最坏的一种状态形式—佞政。
在西方，到了17世纪，中世纪的一些小共和国失败之后，发展出一种与古代“佞主制”同样具有暴政能力的“绝对君主”（absolute monarchy），君王不再只是掌有国家大权的人，君王变成了国家，君王就是国家，法国的路易十四是绝对君权的代表，他的名言便是“朕即国家”。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17、18世纪的暴君，他们都是有“君主”名分的统治者。居鲁士小的时候，他父亲Cambyses的波斯国是共和国，而他外祖父Astyages的亚述帝国（Assyria）则是佞主制。在波斯，统领国家大军的统帅是长老们选出来的，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居鲁士因为他的贤能成为波斯大军的统帅，他同时也是国王的儿子。他战功显赫，又善于权术，后来成为大权独揽的帝国暴君，临死前，将他的高贵王位和权力一起交给了他的长子。
所有的君主，他们最重要的权力资本也都是他们的血统，血统是君王制保持稳定的不二法术。血统使得没有血统的强人，无论如何贤能，都不能名正言顺地与有血统的权力继承者争夺权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稳定，因为一切政体的不稳定，皆由权力争夺而起。作为一种伟大的理念，现代共和彻底颠覆了君主制权力的“血统统治合法性”，代之以“人民主权”。但是，血统统治的权力传承仍在以各种不同形式延续：前现代的，现代的，或者这二者的某种混合形式。“文革”时的血统论和现在的某某后代，也都属于此类血统观念。血统使得那些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的少数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攫取权力和特殊利益，并利用权力维持一种能让他们永远高高在上的等级秩序。
二、20世纪以来的暴政
每一种政体的建立、设计和调整，都是以保持永久，或者至少长久稳定为目的。处于鼎盛时期的每一种暴政，无论是古代的佞政，还是17、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都曾十分有效地保证过大权独揽的暴政专制，但是，它们也都没有能成功地永远维持下去，居鲁士那安定昌盛的波斯帝国，在他死后旋即崩溃，路易十四的孙子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波旁王朝也就此结束。
20世纪以来，暴政专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无论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前苏联，还是皮诺切特的智利（1973—1990），马科斯的菲律宾（1965—1986），苏哈托的印尼（1967—1998），蒙博托·塞塞·塞科的扎伊尔（1965—1997），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1967—1989），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1989—2000），杜瓦利埃的海地（1971—1986），昂立克的东德（1971—1989），本·阿里的突尼斯（1987—2011），乃至穆巴拉克的埃及（1981—2011），虽然各有特征，但都是现、当代暴政专制的体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种十分成功的暴政专制模式。80年代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变化——科学、技术、政治、军事、经济——似乎都是在朝着对这一暴政专制有利的方向发展，使人们似乎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一种固若金汤的稳定专制统治形式已经形成，并将会长期维持下去。色诺芬说过，只要能找到恰当的办法，暴政治理的困难本算不了什么。而且，也像色诺芬评述居鲁士时所说的，暴政只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出现领导英明、路线正确，甚至德性超越的光环。20世纪以来的中东和别的专制模式，因此也就成为让专制者可以自鸣得意，让御用学者有理由大肆吹捧的“创新发展”。
艾哈米在《独裁者们的终结》中向我们展示了“阿拉伯暴政”模式的一些特征。这个“阿拉伯模式”曾经被宣扬为一种符合民族文化特色，具有独创性的发展模式，它以维稳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成功抵制了西方民主化普世价值的引诱，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它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它的合理和非凡“应变能力”。然而，就在这个模式的合理性似乎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真理”来接受的时候，在实现这种统治的突尼斯和埃及却一下子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人民反叛。这些“动乱”似乎又在重新应验色诺芬的不详预言，无论暴政多么强大，它是一切政制中最不稳定的，最容易顷刻崩溃的一种。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爆发之前，这两个国家中的专制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永劫”。只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手段，只有不害怕流血镇压，只有把坦克开上大街和广场，就一定能能够保证专制维稳，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屡试不爽的铁律。这种铁血维稳形成了一种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新独裁暴政模式。
在中东，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叙利亚。当时，叙利亚的一个逊尼穆斯林集居地区的人民起义反抗哈费兹·阿萨德政府的统治。阿萨德对反抗者进行了血腥镇压，有2万人丧生，而他们居住的哈马（Hama）城内则被夷为平地。阿萨德不仅对残酷的镇压毫无歉意，而且还鼓吹自己的英明决策。他的蛮横和骄枉打破了传统政治尚能固守的道德文化禁忌底线，把暴政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从此，哈马城便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它的含义是，“那些胆敢挑战权力的人，等待他们的就是这种恐怖的下场”，“它向全叙利亚，乃至别的阿拉伯国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造成混乱的街头政治和示威……就此结束。”哈马屠杀20年后，阿萨德寿终正寝，把权力传给儿子，就像安详死去的居鲁士一样。（在历史记载中的居鲁士是被杀死的，头颅被抛进了泥潭里。）暴君不仅安享天年，而且在死时还能太太平平地把权力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这就更证明了暴政的合理性，就叙利亚而言，“暴政和国家恐怖为王朝权力带来了丰厚的收获。”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异见几乎完全消失，社会中的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男男女女都躲藏着寻找安全，为的是逃避统治者的狠毒，秘密警察的残忍，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告密者。”人们因为孤单而懦弱，而统治者则因为残暴而强大：“那些脱离臣民的统治者建立了一种极为精巧的政权，足以保障暴政的全面完整。国家电视、报纸、群众政治、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都在帮助加强专制独裁。”人民之间原子孤立，既不能自由交流，又不能结成组织，这使得国家控制的宣传能够更高效地对他们进行洗脑，也使得专制暴政变得加倍地逞强施虐、有持无恐。
现代专制是一种远比古代专制有效的暴政，因为它具有能使它变得无比强大的技术、军事、警察、官僚、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但是，比起古代专制来，现代专制又有一个天然的弱点，那就是它的统治者缺乏天然合理的血统权威。他们的权威来自他们所依附、所利用的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队”和“政党”。所有的现代独裁者都在从这样的组织机制中“冒尖”或被“提拔”出来的。艾哈米注意到，“（现代）暴君，无一例外地是从寒微的社会背景中冒出来的”。出身寒微必使他们更亲近人民，却又一定使他们在使用暴力和残忍时更无所顾忌。君王统治是在传统中形成运用权力的方式的，它专制武断，但毕竟还有传统的顾忌，例如害怕史书记载他们的恶行，有辱他们的祖先，或成为遗臭万年的桀纣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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