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的意义：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

 

 

三、残忍、腐败的现代专制暴政

    

现代的暴君没有这些顾忌，他们是第一代的成功人士，没有知名的祖先可以辱没，为了在活着的时候能牢牢掌握权力，他们可以根本不在乎身后的骂名。艾哈米说，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侯赛因、叙利亚的阿萨德这样的人，“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因此也就格外凶残。”俗话说，好不与恶斗，未必是因为好者的能力不如恶者，而是因为好者往往被传统的道德顾虑和禁忌束缚住了手脚，而政治的胜负却恰恰总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禁忌中决斗出来的。现代暴君没有真正的君王名号，但却有一种叫“独裁”的暴君权力。这种“独裁”之权，有的掌握在少数家族和亲信的手里，有的掌握在一党的少数寡头手里，用艾哈米的话来说，“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暴君崛起并随他自己的心意重新布置了权力的宇宙。”

 

实现暴政的国家一般都有威权政治的传统，“独裁”会使一般比较温和的威权政治转变为艾哈米称之为“苏丹王制度”（Sultanist system）。威柏将“苏丹王制度”定义为一种极端的权力继承统治（patrimonialism），行政和军事权力成为“主人的私人工具”，而统治则“首先是以任意的方式实行。”权力的继承可以在一代一代的权力执掌者之间传承，也可以在父子或其他亲属关系中递交。正如政治家柴甘可夫（Andrei Tsygankov）所说，虽然“苏丹式统治”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如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统治），但“和极权主义一样，它是压制性的，对反抗不留下丝毫的政治空间，这和（温和）的威权是不同的。和极权主义不同的是，苏丹王统治仅限于个人崇拜，并没有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支撑。正因如此，苏丹王式的统治在运用权力时更少有节制，也更容易腐败。强暴、腐败和鲜有“主义”支撑（包括只是口头说说，其实没有人相信的主义）构成了苏丹王统治式暴政的基本特征。现代暴政的创建者都可以说是“天才”人物，他们各自创建了有自己“某国特色”的暴政制度，这样的制度建立在用恐惧来保证所有臣民绝对顺从，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全体热爱和一致拥护的基础上。在权力传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代代退化的窘境，因为在这种权力近亲繁殖，以奴性顺从为挑选接班人原则的机制中，贤能的素质是被逆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父子或亲属间的血缘相传便体现出它的相对优越性来。儿子对父亲的顺从与奴才对主子的顺从有较大的自由限度，而且，身份特殊的“权二代”还可以到暴政王国之外去接受教育，开阔视野（当然不能被外部的民主思想给腐蚀了），增强能力。古波斯的居鲁士之所以成为一个比其他波斯青年（他们在国内是一起接受同样教育的）更优秀的统帅，是因为他小时候有机会到他外祖父的王国里接受了其他波斯人没有机会接受的额外教育。暴君可以禁止所有的臣民接触外界思想影响，而同时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却接受教育，让他（们）获得其他同胞所没有的额外见识和能力。所有，现代暴君倾向于把权力传给儿子，其实还有一种单单血缘传承之外的制度维稳考量。

 

四、警察国家中的“叛民”

    

当然，暴政的权力王朝并不总需要在父子之间传递。穆巴拉克是从纳赛尔和萨达特的军人统治那里继承来权力的。萨达特亲自挑选了穆巴拉克担任第二把手，看上的是穆巴拉克的忠诚、顺从和低调行事。纳赛尔和萨达特是军人统治制度的创建者，穆巴拉克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之后的第三代领袖，比他们年青许多。纳赛尔和萨达特在1930年后1940年代积极参与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都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和政治资历。

 

穆巴拉克没有这样的光荣革命历史，他是被很幸运地提拔上去的。纳赛尔和萨达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艾哈米说，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的政治历史怀有敬畏”，而恰恰是继承他们的穆巴拉克对这个政治历史，也对这个国家“不当一回事”。穆巴拉克出生在一个中等富裕的农民家庭里，自己是行伍出身，他“具有农民的那种精明和鬼祟，渐渐地编织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罗网。据估计，（在这个人口8000万的国家里）为埃及内务部服务的人有170万。”

 

警察统治使埃及变成了一个因恐惧而沉默无声的国家，“在一个以人民喜欢聊天、说怪话和幽默而闻名的国家里，人民像那个沉默寡言的掌舵人一样变得阴郁而沉默。”在这个警察国家里，最有权势的是穆巴拉克的夫人和他的儿子加玛尔（Gamal），他的另一个儿子阿拉（Alaa）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穆巴拉克有一张很少有笑容的扑克牌面孔，“和这样少有表情的面孔般配的是一个越来越沉闷的国家”。有思想的埃及人流亡国外，“老一辈的大作家们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快要死了，而再也没有年青人去继承他们”。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末世的犬儒主义，一种以为再也不可能摆脱专制“永劫”的绝望感。

 

对抗的双方永远不可能只是一方害怕另一方，一切暴君和独裁者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因为就在人民害怕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害怕人民。色诺芬说，民主政体是由那些想建立任何一种其他政体的人所改变的，而君主、暴政和独裁则是由人民所推翻的。穆巴拉克有许多亲信，但他还嫌自己的独裁王国不够固若金汤，所以他在悄悄准备把权力传给他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表明这一心愿，但他一直在拒绝任命一位副总统。直到埃及的人民起义形势已经失控，他才将自己的长期盟友、埃及前情治首长苏雷曼任命为副总统，而加玛尔这位“王储”也才宣布退出政坛。叙利亚成功的父位子承曾为穆巴拉克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权力王朝模式，他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只是因为运气比较差一些罢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在提拔亲信，但最终能够信任的却只有他们的家人。埃及75%的高级军官都是穆巴拉克亲自提拔的，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并没有全力，更不要说舍命去捍卫穆巴拉克。虽然坦克开上了广场，但是军人并没有对人民开枪。这是埃及革命能够这么快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穆巴拉克最能信任的是他的妻子苏珊（Suzanne Mubarak），她一个贪图势利的女人。许多内阁成员都听命于她，这在埃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穆巴拉克小朝廷里有消息说，让加玛尔当王储，也是苏珊的主意。暴君和独裁者总是以“爱国”来强迫国民无条件的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和家人早就在国外秘密置下了产业，当末日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逃生，更是一定不会忘记带上所有能够攫取的国家财富，突尼斯总统和家人席卷了国库，带走1.5吨黄金。穆巴拉克带走的财富和在海外的产业据说有几十亿美元。

 

自古代的佞政到近、现代的独裁，只能相信裙带关系上的少数亲信，这已经注定要成为一切暴政制度的宿命，即使在专制者的暴君权力最强大的时候，也不例外。居鲁士带着他的波斯子弟兵南征北战，但他并不能把个人的安危信托给这些子弟兵同胞。在他征服了巴比伦，威望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组织了专门保卫他的太监卫队。在他吃喝、洗澡、睡觉，而不是呈现威风的时侯，恰恰是他觉得最不安全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依赖全然可以信任的卫士。居鲁士选择了那些无亲密他人，尤其是无妻无儿的人，来充当他的贴身保镖，他们就是阉人太监。

 

居鲁士这么做，是因为知道，无论谁，只要他爱任何一个其他人胜过爱他的主子，就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全然信任的卫士。居鲁士是个精明而富有心计的人，他不会不知道，就是太监，他们爱自己也胜过爱他们的主子。甚至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太监们没有亲近的人可以去爱，他们比常人更爱他们自己。但是，这些太监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主子一致的。如果没有主子的保护，如何一个人都可以欺负这些被鄙视的阉人，所以只有主子安全了，他们自己才能安全，更何况还能分沾主子的威风。然而，只有在独裁的专制制度稳定时，贴身奴才才能成为主子的有效护卫，一旦这个制度崩溃，再强大的私人卫队也不再能保护独裁者。所以，败落后的独裁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能亡命他乡，逃离他们曾经在那里作威作福的国家。突尼斯的班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都是这个下场。

 

专制独裁制度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设计，重新巩固，但是，最终却无法防止出现反对它的“叛民”，并避免在这些叛民的反抗中崩溃的命运。专制制度的崩溃并不是从“叛民”上街的那一刻开始的，在出现“叛民”和有“叛民”上街之前，专制就已经因为它的腐败、暴力、不公正、非正义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了。“叛民”是挣脱了专制桎梏的人。人的奴性顺从是专制制度训练的结果，不是天生的，不存在于人的基因之中，所以并不遗传。人天生是自由的，人不仅要吃饭、住房，还要用头脑自由地思想，用嘴巴自由地说话。不能自由思想和自由说话的人是被阉割过的。

 

现代的暴政当然已经不可能像居鲁士或其他专制君王那样，只是信任那些身体上的阉人，但它们仍然需要思想上的阉人，而且想迫使尽量多的人成为思想上的阉人。只有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不能与他人结成价值观或道德判断的联系时，他才会按照主子的意图，要他有什么想法就有什么想法，要他怎么说就会怎么说。但思想的阉割和身体的阉割是不同的，专制者永远不能用体验的办法去确定一个人的思想是否真正已被成功阉割，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对人的自由进行充分的阉割。阉割人的自由有多么困难，维护专制独裁也就有多么困难，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色诺芬在2400年前就说过的，人天生就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难以统治的动物。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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