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南北战争看老子的反战思想

 

 

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说到最根本处，都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或信仰之上的。西方的创世说、原罪说、天赋人权如此，东方的“天意”、“阴阳”、“道”也是如此。有人说，道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老子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明明说“道在上帝以前就有了”，因而它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神造世界当然是一种信仰，但“道造”是不是一定比“神造”可靠？打破一个神话当然是好事，但赶走一个上帝，又来个创造上帝的“道”，那不过是以一个神话代替另一个神话。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没有假设，谁的假设或信仰比谁的“唯物”，关键在于，假设得好还是不好？这种假设或信仰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有助于缓和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是否能从整体上拓展人的精神视境，提高人类的认知水平？我认为老子由“道”出发，推演出“柔弱”、“不争”的人格，又由“柔弱”、“不争”导引出的反战思想，就是早期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杰出智慧之一。

 

兵凶战危

 

老子所处的时代（约前571—前471）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纲解纽、战祸四起的时代。周王室本来就是由一系列自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周天子不过是一个名誉领袖，类似现代国家的“虚位元首”。周初实行分封制的原意是要亲族子弟称臣纳贡，拱卫京师，但王室东迁以后，联邦政府的财源和兵力有限，不足以控制日益坐大的封国诸侯。周天子不仅无力行使原来的权力和尊严，有时甚至连自留地里的庄稼也照不住。周桓王执政的时候，因为郑国国君姬寤生（郑庄公）欺君罔上，常年不到中央政府开会，就解除了他在联邦内的首相职务，这引起了郑庄公的强烈不满。有一天，郑庄公率领军队将“王畿”（周王室的土地）边界内的小麦全部刈割而去，等稻子熟了以后，又把稻米抢收完毕。周桓王这时虽然连馒头和大米饭都快吃不上了，但还是不得不压住满腔的怒火。有一次，趁郑庄公到洛阳觐见的机会，语带微讽地问：“郑国收成如何？”郑庄公答：“托大王洪福，五谷丰登。” 周桓王听了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了，我地里的粮食可以留下自己吃了。”

 

由于王畿缩小，兵衰将寡，周王室无法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致使各封国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日益膨胀。据史书记载，春秋之世历242年，仅列国之间攻城略地的战争就达483次，还不包括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和流血。面对这种混乱不安的分裂局面，兴于乱世的各家学派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儒家认为，纲纪失常、“礼崩乐坏”是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现在只有通过重新“制礼作乐”，来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墨家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爱”、“非攻”和“尚贤”；道家给出的答案更简单，那就是“无为”。

 

老子从“道”这个本体出发，推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说，循环往复以及相反事物的对立转化都是“道”在运动，但“道”在运行过程中却使万物感觉不到外力的作用。“道”创生万物是“柔弱”的。这种形而上的“柔弱”落实到人生的层面就是“不争”。老子多次讲到“不争”的好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喜欢用水来比喻这个道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水就低、处下、滋润万物而不居功的特点深深地打动了他。而就像他笔下的长短、高下、洼盈、曲直等许多矛盾对立的事物一样，“不争”的对立面是“争”，是“壮”，是“强”，是“揣而锐之”……为此，他警告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而在这所有“有为”的事物中，战争是最激烈，最野蛮，最血腥，从而也是最愚蠢的形式，因而他竭力反对战争。

 

老子在第三十一章开宗明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是他对战争性质的总体定位。在这儿，他没有给任何打着“正义”、“爱国”、“救世济民”、“解放全人类”等美好旗帜的战争留下商量的余地。只要是战争，就是不祥的东西。为什么呢？他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而古人认为左阳右阴，阳生而阴杀，所以“不祥”。“阳生而阴杀”当然是古人的一种信仰，但对战争，万物都讨厌它，却是事实，中国人讲的“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就是有力的见证。因而，他警告当时以及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贪欲冲天而发动战争的人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这句话被后来的人演绎为“天道好还”，意谓天道善于拿他攻击别人的东西攻击他自己，《圣经》也讲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的话。可见东西方的先知对暴力必将遭到还报这一点都深信不疑。中国历史上凡以暴力和谎言夺取天下的朝代，莫不以别人对它的暴力和谎言作结。胜利的原因最后成了败亡的根本，开场的锣鼓变成了谢幕的钟声。

 

兵凶战危，自遗其祸。在老子看来，只有天道掌握着人的生杀予夺，人类的自相残杀不过是“代司杀者（天道）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第七十四章）。这相当于西方人说的，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现今文明国家用终身监禁代替死刑就是这个道理。因而，老子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两句话道尽了战争的残酷性。在战火焚烧过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因而，老子说“有道者不处”。“有道者”是道家对人的最高赞美，用来称那些人格修为已臻最高境界的人，相当于儒家的“圣人”。“有道者”因为反对战争，他们执掌的天下自然太平，而“有道”和“无道”又是拿有没有战争来衡量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的时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战马不用于军旅，而用于耕殖和骑乘；天下无道的时候，干戈四起，戎马不足，故驹犊生于战阵，六畜不育于家。因而，我一直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的“物”，不像一般注者解释的那样指“人”，而是“万物”，意即战争使所有的生命都遭到了戕害，马不过以其善于奔走而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