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袖列宁身后的间谍阴影

 

根据英国学者齐曼编纂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一书记载，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二百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之中的极大部分，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 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说起这位海尔芬博士，来头非同小可，他是托洛茨基的好朋友，在早期的共产国际中显赫一时的巴伏斯，就是他的化名。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一百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书中说：“唯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方有可能在俄国组织政治性的大罢工。社会民主党中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但我们必须使该党的温和少数派也参加行动“他接着提到列宁及其它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主强应该首先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中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当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人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是德国的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国秘密旅程中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并且故意当着许多人的面表示不愿会见巴伏斯。列宁一向是个细心谨慎而满腹密圈的人，他知道他在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国一事对他大肆攻击，因此他不愿与巴伏斯会晤，以免给其政敌更大的攻击借口。但是列宁手下的一些党羽却不必有这样的顾忌。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主要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拉迪克、汉尼基及伏洛夫斯基等人，他们仍肆无忌惮地继续与巴伏斯会晤，汉尼基在事实上根本是受巴伏斯雇用的。1917年底（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许达曼访问斯德哥尔摩时曾称：“伏洛夫斯基每天谒见巴伏斯。“虽然当时伏洛夫斯基已出任苏联驻瑞典公使。

 

这些布尔什维克要员与巴伏斯之间的联系，列宁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列宁反对这种接触的话，他们就根本无法保持这种联系。列宁必定知道这种勾搭所为何事，为了他的党的利益，他容许这种勾勾搭搭的活动继续下去，而为他自己的“名誉”，他不愿亲自出面与巴伏斯勾搭。虽然没有具体证据证明巴伏斯曾把金钱交给布尔什维克，但从这种密切的勾搭关系看来，巴伏斯之津贴布尔什维克殆无疑义。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甚至连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1917年11月22日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书中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公使表示反对任命巴伏斯为德国驻彼得格勒公使，他在报告书中说：“这项任命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们获得攻击这个新政权的大好借口，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应布尔什维克的人为德国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列宁亲自从巴伏斯手中领取大量经费，也并非困难的事，只要他自己小心将事，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留载史籍，因为德国当局对这种事绝对守秘，而付钱之慷慨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津贴总共花了四千万马克。

 

事实上，布尔塞维克与德国的皇权政府之间的合作，绝非上述个别情况，而是全面性的。例如，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一名德国间谍，而列宁流亡瑞士期间，一直受庇于格林。莫尔希编纂的《俄国革命》一书中提到列宁对谈判缔和的态度时说：“列宁已获得德国人的谅解；他们把他送回俄国，使他夺取政权及促成停战，他们资助他来达到这些目标。”果然，当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坚决拒绝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后，德皇政府即派专车秘密地把列宁等人从瑞士接到德国，密闭的火车车厢中，经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列宁等人一回俄国即大搞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并于这一年11月间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了共产帝国。第二年3月，苏联政府即与德国政府签订了布里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与德国单独媾和。

 

莫尔希在书中还提到，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及初期，日本曾津贴俄国的许多反对党派，列宁当时尚是无名小卒，但他也不肯放过机会去分得一杯羹。书中还提到，列宁在领导布尔塞维克的初期，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劫案，但赃款中有很大一部份被他自己挥霍了。后来他又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者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把“公款”顺溜地转入自己的腰包。书中还提到沙皇秘密警察头子奥克拉纳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渗进布尔塞维克的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他们是在直接贿赂列宁之后被接纳为革命“同志”的。

 

随着这些材料的公布，欧美政界及史学界曾不断辩论一个重大问题：列宁的秘密旅程及回国后极力鼓吹缔结片面和约，是否足以证明他是德国间谍？从已经公布的资料和德国政府的文件中，尚无法证实列宁是和德国特务机关有组织关系的间谍，也找不出德国政府直接向他发号施令的证据。也许，当将来有一天，苏联的最机密文件被公布之后，世人方能解开这一世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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