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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孙女：不幸源于“大师”
这是毕加索的作品。
这些纸叠的，这些用硬纸板或火柴头做成的造型，还有其他魔术般变出来的东西都是他有意而为，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而现在却觉得非常可怕：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下意识地明白他无所不能，而我们却一无所能。他仅仅用手指把纸叠一下，用剪刀在纸板上划一下，用油彩在皱褶上刷一笔就可以创造奇迹。而这些象征毁灭的异端造型也毁掉了我们。
如同每次来这里，我们与爷爷会面时，父亲是不敢轻易打扰的。他忐忑不安地在画室与厨房之间来回踱着，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惶遽和焦灼。他喝下一杯威士忌，工夫不大，又从厨房里端来一杯。他喝多了，而这样喝酒是为自己鼓气。过一会儿，他就要面对祖父，向他要钱养活我们俩和母亲，这是毕加索为儿子出色、忠诚的服务（这几个字说出来真让我伤心）而付给他的，而此种性质的服务无异于那些拿周薪的司机以及没有生活来源的经纪人，毕加索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可以随意摆弄的木偶和出气筒。
十岁那年，我父亲本来有机会逃离厄运。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父亲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下意识地觉得离开毕加索等于剥夺掉他的一部分作品，等于损伤他的才华。在自己的翅膀没被彻底折断之前，是不应该走开的。作为独子，他也不应该走开。他是毕加索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也是毕加索每幅绘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不玷污这块拼图，也为了不让毕加索遭受任何损失，在他母亲去世时，他拒绝了该得的那份遗产。父亲总觉得没有权利让毕加索的财产受损，因为毕加索是他的上帝。
道别的时候到了。爷爷坐着，我们站着，桌上摆着吃剩的点心，那是我们到花园玩耍时爷爷吃剩下的，我们的眼睛不由得瞅向鼻子底下的干果篮。我们还没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爷爷看到我们的目光觉得挺惊讶。于是，他笑着，从篮子里挑了一枚椰枣和一枚无花果，用木柄小折刀切成两半，又用手捏碎一枚核桃，剥去皮，把核桃仁嵌入椰枣和无花果的果肉中，然后握紧拳头，把手中的东西攥成一团。
“过来，”他笑咪咪地对我们说。
我们半闭着眼睛，张大嘴，怯怯地走上前去。爷爷轻轻地，几乎是宗教般虔诚地把甜食放入我们的口中。
这是圣餐。
追溯往事，这加核桃的椰枣和无花果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惟一一次爱的表示，是他的惟一赐予。
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爷爷赐给我们的用椰枣、无花果和核桃仁做成的甜食叫做“乞丐”。
有些事情还是永远不知道的好。
爷爷去世后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缺少别人的疼爱和关注，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姓氏对他来讲就像沉重的十字架。
我知道有人会说：
“她爷爷很有名，给她留下一大笔财产，她现在有钱了，还抱怨什么？”
“毕加索专家”们喜欢用的“天才”这个词让我感到厌烦和气愤。他们怎么能够使用小团体专门的繁杂术语来评价毕加索的作品呢？奢谈什么“西班牙式的野兽派”、“宇宙冲击力”、“玄奥的构图幻想”等等。他们竟然妄图把毕加索和他的作品禁锢在某个小天地里，而开启的钥匙却由他们把持着。
毕加索的名字（我也叫这个名字）成了一种象征。香水店、首饰店的橱窗里满眼皆是，烟灰缸里，领带上，T恤衫上到处都有，随处可见。一开电视，准会看到气象台汽车的侧面有毕加索的签名。更不用说毕加索家族开办的机构、企业更是比比皆是，但这些我一概拒绝加盟。
这位见不到的毕加索爷爷，在我印象中总是脚蹬一双草底帆布鞋，身穿一条破旧的运动短裤和满是窟窿的背心，这位对民族主义信仰远远高于共产主义的毕加索，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名字除了绘画之外，还会变成造钱的机器。
经过十四年的精神分析治疗，我总算明白原来我心目中的爷爷形象被歪曲了。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让人害怕，让人忐忑的人。透过父亲，我觉得爷爷傲慢、吝啬；透过母亲，我觉得爷爷邪恶、冷漠：透过杰奎琳还有她那些老爷之类的称呼，爷爷已毫无慈祥可言。她把一位暴虐成性、墨西哥印第安人用活人供奉的神的形象送到了我们面前。
耳濡目染，很久以来，我总觉得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他的责任：父亲的堕落、母亲的张扬、奶奶的陨落、哥哥巴勃利托的绝望和死亡，这一切统统都是他的过错。我总是怪他从来不关注我们的命运，对我们不闻不问。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巴勃利托不可以与他独处，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那么不关心，而我们仅仅要他关注一下都做不到。
而今天，我终于发现是我们太注重爷爷了。我们本来可以无拘无束地进入他的生活，我和巴勃利托每次见爷爷时都期待能得到他的爱，但是父母极强的占有欲和不负责任剥夺了我们应得的这份爱心。
而爷爷被禁锢于众人皆俯首听命的环境中，这位活着的神如何能够想象我们每次去加州庄园都是在向他呼救啊。
只要毕加索从他的神坛上走下来，哪怕一小会儿，像其他普通的爷爷那样去亲吻一下自己的小孙子……
但是他做不到。他整日埋头作画，已经与现实失去了联系，蜗居在别人无法进入的天地之中。
作品是他惟一的语言，是他看世界惟一的视角。孩童时代，他就与世隔绝。在马拉加上学时，别的孩子认真听讲，而他却一直在作业本上画鸽子和斗牛。老师要是批评他，他便对着干。他认为画画比算术课、语文课或者历史课更重要。
他好像患有饥饿症，见到生命、东西和人统统要吞噬掉。一个石子、一截木块、一块碎瓷片或瓦片，到他手里都能变成一件作品。他有早晨慢跑的习惯。他总是小步跑着，跟在杰奎琳的车后。路上，他随手从垃圾箱里捡起一块铁、一个自行车座、车把，扔到汽车后座上。回到画室，铁块、车座、车把便变成了猫头鹰、非洲面具或者斗牛士。
最普通的物件，在毕加索手里都能变成一件作品。
他穿越了世纪，与同时代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他也无视他们的存在。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随身携带的画稿本，是创作灵感过程中供他取材的画册。
他不是重现世界，而是把自己的世界强行推出。一生中，绘画的各个时期，他都在努力捕捉瞬间即逝的那一时刻。他不涂，不画，也不雕，而是把自己所感受的一切吐出来。他在解剖自己的灵魂。廉耻与粗鄙、生命与死亡、暴力与情感、挑衅与天真，他拨响了这些琴弦，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强音。
他，一个仅有一米六高的小个子男人，那就是“毕加索”。如同沙地竞技场上耀眼的斗牛士，他所关注的只有生与死。他的剑：画笔；他的斗篷：画布。
父亲、母亲、巴勃利托，还有我，我们谁也不明白这位斗牛士的孤独。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的场地，没有人能够加入他那永无终日的十字军东征之役。
是的，我们是谁，竟然妄图闯入他那浴血奋战的竞技场？竟然要索取他为了献身艺术而毅然丢弃的金钱、家庭、温情和关注，这是何等的不知好歹？然而这些东西却正是传统家庭日常生活的繁杂琐事。
如何能够责怪他没有关注像我和巴勃利托这样的孩子呢？童年，如同其他，都应毫无疑义地成为他的创作源泉。
“八岁时，我就是拉斐尔，”他说。“我一生都要像孩子一样画画。”
我们是他的对立面。
传统观念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体现。他喜欢金钱，那是为了购买房子进行绘画创作。当房子容不下他的新作之后，就出手卖掉。他作画不喜欢在桌子上。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不利于创作。他看不起财富带来的虚荣。人们总是见他身穿一套破衣烂衫，不熟悉的人甚至会把他当作流浪汉。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故意讨好那些赶来瞻仰大师的人。他戏称他们是“池里的青蛙”。
晚年，为了能够独处，用最后的精力去创作，他把所有的人都拒之千里之外。
也包括我们。
精神分析治疗让现今的我发现了一个不认识的爷爷。我期待他开启赖以隐身的栅栏，或许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是否这样？永远不得而知了。也可能，在他希望开启的那一时刻，栅栏对他来说已经太沉重了，而他也已经太累了。
蜗居于加州庄园之中，一生孤独，最后孤独地死去，如同他期盼的那样孤独。
他曾说过这样一句残酷无情的话：
“我的死，将是大船沉没，很多人将被卷进旋涡。”
确实如此，很多人都被旋涡卷走了：
其中有巴勃利托，我情同手足的哥哥，爷爷在沃韦纳格下葬的当天舍弃了生命。
其中有父亲，孱弱的大个子，绝望的孤儿，两年之后去世。
其中有玛丽-泰蕾兹·瓦尔特，她心灵无法得到慰藉，在朱昂勒潘家中的车库悬梁自尽。
其中有毕加索最后的伴侣——杰奎琳，饮弹身亡。
后来，多拉·玛尔守着毕加索的画，死于贫穷，因为她拒绝变卖偶像的绘画。
我本来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我还活着，那是因为我为了一位理想的爷爷而活着，而奋斗着……
而他已不在人世了。
（本文摘自：《我的爷爷毕加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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