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神国与传统：美国人为何乐捐

盖茨与巴菲特

 

不久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号召美国的大款们承诺捐出过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其中包括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和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等等。巴菲特透露，他和盖茨为了动员这些大款的承诺，亲自打了几十个电话。

 

盖茨和巴菲特的目标，是掀起一场捐善革命。根据最近的数字，美国的捐善款项，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在2007年达到314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记录，是当年美国GDP的2.3%。2008年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善款大减，但仍然超过了3076亿美元，为当年GDP的2.2%。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过去50年（截至到2008年），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超过人均GDP的增长。有统计显示，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动，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然还远达不到捐款的数量，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2002年的水平）。不过，联邦的数据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免税并非捐款的动机。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来计算，穷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产阶级捐出了2.5%的收入，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见，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

 

这样的财富文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对财富不仅不信任，而且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粟。于是，把钱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同时，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以共和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于是，人们在家庭之外、在没有国家权力强制的情况下对社区作贡献，就成了共和主义所推崇的“公民品格”。你今天到德国的奥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见500年前银行家Jakob Fugger为穷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仅被精心维护，而且租金500年不变，即月租0.88欧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兰等地的城市看看，孤儿院、医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于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遗迹充满了皇宫、皇陵、万里长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其背后不是国家财富，就是家庭财富，社会性甚为薄弱。

 

不过，跟盖茨和巴菲特们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还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有学者更精确地界定为1880-1912年间）美国的慈善传统。在这期间，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金融、铁路、钢铁、石油、乃至后来的汽车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分布也极为不均。在二十世纪开始时，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