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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主席:极权主义的诱惑

作者:陈行之 来源:凤凰博报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3日 点击数: (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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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要求一个冰球运动员(萨马兰奇先生年轻时候是冰球运动员)具有政治家视野,像政治家那样老练地看待国际事务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所以,你还不好指责这个叱咤世界体坛风云的老人在政治上极为无知,就像未经世事的孩子,谁会在意一个孩子的信口胡说呢?你顶多说一句:“你给我一边儿呆着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老大不小的孩子说的话也太没边没沿了,几乎嘟囔了整整一个晚上,说隔壁老六家有钱,让爸妈明天带他搬到老六家去吃喝,还梗着脖子说:“老六喜欢人家说他有钱,他肯定愿意我们去!”爸妈一定会惊诧不已,奇怪这孩子哪儿来的这么一个想头。
 
我现在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想头。
 
“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的中国老人给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古老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萨马兰奇先生想不到这有可能是国家特意安排的场景吗?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就连提问的学生尚且都是假扮的,对付几个素质高不到哪里去的奥委会委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政治手腕极为练达的大国来说,难道不是小菜一碟吗?如果萨马兰奇先生认为政府安排几个老人在故宫红墙下打太极拳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体育精神的复苏”,他能回答那是什么样的体育精神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中国更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荣耀,北京奥运会的空前成功,10亿人的高涨热情令人沉醉目眩,当听说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人感动。”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比极权主义更能够动员社会,令萨马兰奇先生“沉醉目眩”的与其说是“10亿人的高涨热情”,毋宁说是国家对社会的巨大操控能力。当“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提供给各国运动员的时候”,萨马兰奇先生知道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喝什么在吃什么吗?他知道是何种力量让“北京郊区的农民用豆浆和牛奶灌溉蔬菜”吗?他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知道。
 
“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尽管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但是每一个居民都行动起来,连北京的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奥运会举办期间,连最偏远的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团结的奥运会,他们(指中国人民)被有效团结在奥运组委会的旗帜下,自觉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这令每一个在2008年夏季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国度,西方思想家认为任何力量也不能褫夺的人民最重要的权利(财产权)事实上也就等于被褫夺了,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发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一样以国库支持奥林匹克运动而不计较得失”的事情;才可以发生“这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欧元”却能够用“多达800亿欧元的资金被投入奥运会场馆建设”的事情。我还可以告诉萨马兰奇先生,当一个国家几乎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时候,国家财富尽管由全体国民的财富聚积而成,但是国民对国家财富是既没有管辖权更没有质询权的,萨马兰奇先生盛赞的与其说是中国人民的热情,毋宁说是中国政府的强大意志力。如果把萨马兰奇先生的言论放到政治哲学范畴,他究竟在欣赏什么在盛赞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也正是因为如此,萨马兰奇先生才把“数以千计的乞丐也被动员起来前往昌平拉沙子”,“数千公里外的县城都实行交通管制”看成值得振奋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个奥运会,除了使中国获得的国家荣誉之外,在多大程度上对数以亿计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构成了影响,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她的力量,自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是在她抗击大地震的同时进行的),她又要以400亿欧元举办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广州又要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亚运会,这个国家还在积极申办未来的世界杯……我们有必要为这种热情加上永久的燃料。为此我郑重向国际奥委会建议——将中国确立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永久举办国,只有这个国家能排除各种杂音,能够把全部的钱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国际荣耀。”萨马兰奇说得很好,富强了的中国活该有这样的大手笔。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高达50亿元人民币,由此推算,单是备战雅典奥运会中国就花了200亿元,以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实际获得32枚)计算,每枚金牌的财政投入大约为7亿元!7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可以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 !“可以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足够组建一只现代化海军舰队”!如果萨马兰奇先生对中国普通民众大面积贫困状况稍有了解,还会如此讴歌中国政府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亢奋的热情吗?还会不顾中国民众死活(很让人怀疑其带着歹意)建议把奥运会永久主办权交给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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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萨马兰奇先生表达的是一种个人意见,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浅见的道理,自从人类走出蒙昧,组成社会以来,人就没有纯粹的个体存在了,“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正是因为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所以任何个人都应被视为社会群体的特殊表现,他没有独立的存在,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个人由于生命中的遗传和社会因素,与社会整体紧密相连。”([美]查尔斯·霍利·库顿:《人类本性与世界秩序》)也就是说,驱动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既不单纯是隐藏在个体精神躯体之内的人性因素,亦不单纯是不断涌动和变化着的影响和制约人的社会因素,而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既然这样,我上面对萨马兰奇遗嘱的分析和指责就显得有些表面化了。我们还应当更深入一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样,就很有必要把关于萨马兰奇个人的话题转变为政治哲学或者说社会学话题。
 
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有极权主义专制国家都极为重视体育,都曾经实行我们今天仍在实行的所谓“举国体制”,即国家毫无顾忌地动用纳税人钱财堆积世界冠军。苏联和东德都曾经是令人生畏的体育强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古巴、朝鲜等也都曾经在某些单项体育赛事上处在世界领先位置。
 
难道这些国家的人民真的生活文明健康蒸蒸日上,反映到体育上才表现出骄人的成绩吗?不是。我们看历史结果: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垒和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不是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腐朽没落”、“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国家。
 
既然这些国家的体育竞技状态与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构成直接关系,那么,一定有一种强大力量参与到了体育中来,在结果与原因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可疑的隐形桥梁,就是说,体育一定承载了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非体育的东西。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崩溃,随着人类对二十世纪两大毒瘤之一的共产主义(另一个为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一步步深化,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极权主义社会条件下,那种参与到体育中的强大力量就是国家,是国家让体育承载了非体育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工具和载体。
 
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历史图景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都被高度政治化了,变成了体现国家力量的政治行为。哈耶克曾经发出警惕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单一目标”的警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五章:民主与计划),同样适用于体育。这里所说的“单一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极权主义的国家目标,就是极权主义为了控制社会所要达到的意识形态目标。正是这种与体育运动的崇高精神完全背反的东西,致使共产主义国家把体育竞赛变成了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展示国家强大的政治舞台,在国内则把它变成了证明其权力合法性、强化对人民钳制和奴役力度的团体操,本质上与朝鲜由10万人参加演出的超大型音乐舞蹈《阿里郎》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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