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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主席：极权主义的诱惑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里边的机理，我们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为例。
东德早在1948年就确立了体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总体目标，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体育部，1952年成立奥委会（这个组织直到1968年才获得国际承认），以超常手段把体育纳入到了国家行为当中，体育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短短20年间，东德就先后夺取了519枚奖牌，紧随苏联（774枚）和美国（624枚）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这个只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小国，把国土面积4倍于自己的西德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然而这个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有人调侃说，东德为了实现体育目标组建了一支“军队”，所有体育科学家、运动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教练、医生、司机、各类服务和陪练人员都组合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地夺取金牌，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抛弃了极权主义制度，开始走被我们称之为“西方那条邪路”的自由民主之路。随着东德与西德合并，神秘的东德体育机器开始露出肮脏的面目——官方体育管理机构“东德体操与体育联盟”首先被查出贪污和挪用公款，涉案人员涉及东德体育界上下所有层面，该联盟副主席因为无法说出自己抽屉里的现金来源而投湖自杀。随后，更大的黑幕相继被揭开，长期以来，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在国家机构指使下，东德体育部门有计划地让运动员服用各类违禁药物，并且成功地避过了国际赛事的药检，单是此种行为就造成了至少100多名运动员非正常死亡；为了研制新型药物，东德还开办了许多“体育医疗研究机构”，实行训练教练和药物教练的双教练制度，在青少年队员身上做各类药物试验……据认为这是东德在短时间内攀升为世界超级体育大国的终极手段。
极权主义的内在本性是将人工具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上述令人发指的手段之外，还为这些被工具化了的人群提供特殊的生活保障，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的生活处境就呈现为金字塔形态：处于金字塔基座上的绝大多数运动员由于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一旦过了出成绩的年龄，生活处境往往十分悲惨；而金字塔塔尖上的一小部分拿奖牌的队员又会成为特权化、贵族化了的特殊人群，就像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超脱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处境一样。东德取得成绩的运动员（用极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说法：为国争光的人）不但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房子和豪华汽车，还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津贴，以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为例，除了基本津贴以外还可以获得至少35000马克的奖金，这相当于一个东德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收入总和，他们还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国外日用品，这在一个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给的社会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与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国家荣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德的群众体育运动却严重滞后，尽管东德花费巨资修建了很多豪华体育设施，但这些设施基本上不对公众开放，常年处于半封闭状态，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到这些设施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柏林墙倒塌以后，东德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万千种需要宣泄的情绪之中，其中就有对东德体育制度的极度愤怒，他们甚至以焚烧体育明星的汽车、毁坏体育场馆设施的方式进行发泄。
极权主义国家把体育工具化为意识形态载体，即使它光彩夺目，也丝毫不能说明人民群众的体育发展状况，更不能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多么大提高，体育造就的国家辉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状况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反差。有资料显示，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联邦德国（西德）的33%，东德人均月工资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人均月工资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比率计算，东德人均月工资仅为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东德人民生活水准只及西德人民生活水准的六分之一。
所有独裁者在有条件独裁的时候都不可能切实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在掩耳盗铃式的倒行逆施中往往心存侥幸：大概不会有人察觉我做了什么吧？大概不会有人做出反应吧？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就在这种近似痴呆的幻觉之中，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恨也正在心中淤积，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燃起燎原大火。结果，历史公正地提供了机缘，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终于为不满和愤恨找到了发泄的通道，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不可阻挡的抗议浪潮吞没了一个又一个志得意满的极权主义政权，东德人民也终于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角，亲手迎来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历史性地完成了统一。
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说东德的体育以及柏林墙最后的垮塌呢？我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身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体育在极权主义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沦为极权主义国家工具的体育有多少丑恶多少肮脏；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体育成绩对那个国家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既然这样，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临死之际还要动把奥运会主办权永久交给中国的念头呢？究竟是什么东西迷惑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呢？
答曰：极权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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