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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主席：极权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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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拍摄过一部名为《浪潮》的电影，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并非虚幻的故事，藉此说明人类远不是理性的，在一定条件下，人性中的黑暗部分有可能重新充塞世界，人类有可能重新进入蒙昧时期。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文格尔是德国一所普通中学的老师，按照校方的安排在“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讲述“独裁统治”课程，故事由此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课堂秩序异常混乱，即使在他把“独裁统治”四个字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也仍在看闲书、玩弄手机，没有一个人在意他写了什么。他费了很大力气把学生拉回到课程讨论中来，学生们的发言很让他失望，他并不相信学生所说“纳粹已经远离我们，我们德国人没有必要总是带着负罪感。”更不相信“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它没有民众基础。”文格尔决定做一个实验，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是独裁，学生们重排了桌椅和座次，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是纪律，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元首。”通过口头投票，文格尔成为了“元首”，开始像元首那样行事，纠正大家的坐姿，要求学生必须直立发言，学生们必须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正襟危坐的学生们齐声向他呼喊：“早安，文格尔先生！”文格尔强调集体的力量，要求大家像军人一样踏步，“让我们的敌人（即楼下的班级）吃天花板上的灰。”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成功地给学生们植入了一种优越感。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统一的服装，大家一致同意把白上衣和牛仔裤确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红上衣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了。她的男友马尔科责备她“太自私”，文格尔则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不和她讨论任何问题，把她视为异类和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一个名字，最后确认为“浪潮”。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中获得归属感的学生们的创造力被激发了出来，有人动议，“浪潮”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于是他们确定以右手放在胸前左划波浪的手势作为他们的行为标记。这所学校里的学生纷纷加入“浪潮”，就连卡罗的弟弟也要求加入进来，为“浪潮”把门，阻止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进入学校。卡罗忧心忡忡，奉劝文格尔中止这个游戏，因为她发现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
星期五——文格尔要求大家把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的教学方式受到校方和学生家长的反对，要求他结束这种游戏。因情绪失控打了女友卡罗的马尔科也后悔不迭，认识到“浪潮”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手法的翻版，恳求文格尔中止这一切。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何种方式结束它。当天晚上，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了文格尔的短信：“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事关‘浪潮’未来。”
星期六——学生们齐聚学校礼堂。文格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煽动学生们把非议“浪潮”的马尔科揪出来，在“叛徒！叛徒！”的呼叫声中，马尔科被学生们推到了台子上接受惩罚。文格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宣布他所设计的“独裁实验”课程结束，“浪潮”就此解散。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文格尔的意愿发展，狂热的“浪潮”成员蒂姆拔出从网上购买的手枪，要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他说“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背叛它，即使文格尔也不能。
结果是，蒂姆枪杀了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然后在绝望中开枪自尽。
《浪潮》是根据美国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从影片的情节设置来看，导演丹尼斯·甘赛尔虚构的成分很少，影片情节基本上是按照现实中的真实事件的内在逻辑演绎和发展的，这就是说，《浪潮》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出于良知给人们提出的艺术警觉，它更是现实的再现，赤裸裸的现实再现，令人惊悚的现实再现，这对我们愈加有了警醒的意义。
把萨马兰奇先生放到这种可怕的现实之中，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没有什么不正常，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极端黑暗的社会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们，它所诱惑的，正是每个人幽深人性中包裹着的黑暗之光，这种不祥的光亮会本能地趋向罪恶，与罪恶勾肩搭背，相互招引，相互滋养对方，于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血脉，并在现实的土壤中牢牢地扎下根系，发芽生长。
人类本性中天生就有控制他想控制的对象的欲望——控制大自然，控制自己的同类，控制事物的走向——我之所以把人类的这种本性称之为“黑暗之光”，是因为人“控制”欲望的支点不是大自然的和谐，也不是公众利益和福祉的实现，更不是一项事物是否拥有符合道义与良知的走向，而是欲望无限膨胀导致的对私利的无止境谋求，是个体对群体的盘剥乃至于暴力掠夺。
个体的人是这样，团体（国家、政党以及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也是这样。个体的欲望依仗意志、体魄来实现，团体的欲望依仗权力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性中最为强大的心理力量不是利他的，而是自利的；权力意识中最为强悍的意识力量也不是利他（公众）的，同样是自利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被哈耶克极为敬重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才振聋发聩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权力的欲望与人的欲望一样，只有在限制它的地方才能够被终止，当它面前没有限制的时候，它会不断向对象（既可能是人亦可能是社会）提出索取。所谓自由民主社会，就是为权力设立了限制；所谓极权主义专制社会，就是失去了这种限制，直至目前，世界历史全部都是在这两条道路上展开和向未来延伸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良知总是在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极权主义之路越来越狭窄了，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那条路上，以“国情”和“特色”为名向死亡狂奔。
不幸的是萨马兰奇先生在与极权主义造成的社会结果短暂接触以后就受到了蛊惑；我们还可以把话反过来说，萨马兰奇先生幽深人性中的黑暗之光也在向极权主义招引，渴望着世界上出现一个亚特兰蒂斯式的国度，把他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实现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为昂贵的权力者狂欢和贵族沙龙付出怎样的精神和物质代价，他是不可能费尽周章地去想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尊敬的萨马兰奇先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过程中，在特殊而奇异的氛围中，完成了就连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异化，成为了《浪潮》中的蒂姆，值得庆幸的是，他只是立下了一个涉及到中国的遗嘱，没有像蒂姆那样拿起枪指向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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