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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挽歌：英国人的改变与探索
三
没有什么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这种审视历史的大跨度视野——从大唐盛世到20世纪，中华文明的漫长衰落过程持续了不是一百年或两百年，而整整一千年！只是在最近的30年里，我们才又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最终能否修得正果现在还很难说已见端倪。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绝不是想要为这些曾经集文功武备、财富荣耀于一身的欧洲帝国的葬礼献上一篇幸灾乐祸的悼词；我更不想矫揉造作地用它们的所谓“前车之鉴”来殷鉴正在艰难复兴中的我的祖国。实际上，如果能够谦卑地以一种“被动”身份（而不是“主人”姿态）来欣赏（而不是试图驾驭）文明的潮涨潮落的话，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收获远远超越所谓“经验教训”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体验。
我有很多亲戚、同学和朋友曾留学英伦或老欧洲其他国家，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游历西欧大陆和北欧诸国。无论是他们还是我，对英国和欧洲的印象都非常一致：这是一块富裕、宁静、详和的人间宝地。几乎在任何一个欧洲小城，你都不会看到多少工业污染和商业嘈杂；你只会看到古朴优雅的街道和建筑、富足而有教养的居民、充满创意的科技和设计、井然有序的社区生活……在那种氛围中，哪怕再有贪心和权欲之人都至少会短暂地慨叹一声：这才是真正值得向往的人生！
路透中文网的一位专栏作者试图探究她所目睹的英国普通人富裕生活的奥秘，她写道：“我曾试图和周围的人探讨这些富人的财富来源，一些人的结论是‘他们祖宗给他们留下了财富’。这种说法虽然似乎不完全靠谱，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英国人有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传统……”她得出结论说，这显然是英国人更加尊重传统、更加注重生态环保、注重与自然和他人和睦相处的原因。
如果说文明相对于蛮荒有什么本质区别（亦即文明的核心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的延续性和积累能力——身处于文明中的每一代人都能够从他的前人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馈赠，既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层面的。而他又会将自己的独特创造添加进去，传承给下一代。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消长并不必然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全球地位一直在下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整个西方的实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态势，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仍然日益富裕和进步。作为一个整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确实比今天要强盛得多，但今天的绝大多数英国人比在那个辉煌时代要生活得更好，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近年来亚洲——的崛起并没有威胁到西方人的安全和生活水准的持续提高。
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随着效率的提升，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量显著增长了，这也大大扩展了不同文明的共存空间。在谈到中国崛起的挑战时，伦敦证交所董事长高博深(Chris Gibson-Smith)正确地指出，等到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和欧洲时，全球经济总量将从目前的58万亿美元增至150万亿美元，差不多扩大了两倍。“如果你在150万亿美元的经济中无法立足，那你只能怪自己。”而用专注于亚洲事务的作家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的话来总结，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另有所属。但是，“我不认为亚洲的崛起、进步或物质成就意味着必然有人成为输家。”
所以，所谓“西方没落”与“中国崛起”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在历史上，多种文明在同一时期绽放盛开或者整个人类陷入黑暗混乱的例子也真实存在过。但要在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急剧转换的动荡时期成功地争取到这种共存共赢的理想状态，我们就必须超越以往绝大多数狭隘的历史经验——即我之前已经简单提及的那种文明竞争的残酷的“经验教训”论，而将文明视作一种有生命、甚至有人性的东西。这要求我们既要懂得珍视和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要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文化传统，并从中获取有益的教诲。
已经不再以世界强国自视的英国，今天看来更希望将自己的雄心投入另一项他们自认为在这个时代更具开创意义的探索上。据报道，英国政府明年将正式启动“国民幸福感调查计划”，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此进行实测的、并将收集来的数据作为制定国策时的依据的国家。当然，即便是政府内部，对这项涉及大量主观性评价的调查统计也存在不少疑惑和争议，但卡梅伦首相坚称，推行这项计划并非心血来潮或者政治做秀，这是他多年来的宿愿，“是时候承认生命的意义远不止于赚钱了，我们不能只盯着GDP……幸福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也不能通过买卖得来。幸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好坏和文化的优劣，核心在于彼此的关系是否密切。”他认为，“如何提高社会的幸福，是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政治议题，也是每个当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卡梅伦这一承诺的切实意义何在以及能否实现，现在很难断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推行“幸福政治”，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共识和群众基础。尽管工党与保守党在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将国民幸福纳入执政目标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早在入主唐宁街之初，当时的布莱尔首相就对传统的GDP至上主义提出过质疑：“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他提出，创造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正是从布莱尔开始，英国政府逐步将理论付诸实践，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如今的保守党政府只是自然而然地延续并推进了这项政治主张而已。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领头羊、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雄心勃勃的尝试似乎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过去500年来一直以在物质上进取、索取和对外扩张为主基调的西方文明，眼下正试图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它将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内省。这或许是它外在衰落的结果，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又何尝不是这种文明臻于极至的体现？
在帝国的挽歌声中，我们听到的不是悲伤、痛苦和绝望，而是更多的尊严、从容和美丽。
四
如果相信文明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一种文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文明还是“他者”的文明——的兴衰起落过分焦虑：没有人会因为“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这个铁律而时刻焦虑，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利长寿。
我们每个人投身于哪个文明以及这个文明的哪个阶段，纯粹是命运的偶然安排。至于能否促成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崛起、延缓它的衰老，我们也许可以为此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成就注定是极其有限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作出的最好选择是心安理得地适应并欣赏它。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女，那就让我们尽情地学习、运动和恋爱，不要去为家庭、责任、成就、地位等等沉重的负担所累；而如果我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那么我们就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我们经历漫漫人生积淀下来的睿智和沉稳，做一些适合我们的有益之事，而不要总是沉湎于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担忧和感伤之中。
世界上的伟大事物是如此千载难逢，而且通常都是渺小的人力不能强为的。假如西方文明命定要没落，中华文明命定要重生，抑或不是这样，无论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必要为此而忿忿不平、惴惴不安或沾沾自喜，我们只要真正学会欣赏它们衰落时的纤美悲壮或兴起时的开阔强旺，那么这有限的一生也就没有太多遗憾了。
更加值得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将那些曾经塑造过历史的伟大文明中的宝贵价值保存下来。
（写于2010年11月28日—12月1日，发表于2010年12月20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有删节，此为全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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