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1972年中日两国是建交还是邦交正常化？ >> 阅读
1972年中日两国是建交还是邦交正常化？
分享按钮
1972年9月28日，周总理和田中角荣举杯庆祝中日建交。
读罢（《东方早报》）12月12日《上海书评》，笔者发现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在2版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访谈中，当被问及东亚各国间岛屿主权之争滨下先生说道“然后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尔后4版《日本右翼：日本国民的别动队》一文，引述时任日本财务大臣古垣祯一的发问又有如下表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学过历史的人应该敏感地意识到，这里所谓“中日建交”与“中日邦交正常化”都发生在1972年，基本都有“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协议，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布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仅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称谓？以此询问周遭同学，得到的几乎都是肯定回答。甚至问某历史专业朋友，得到的竟是“不就是个措辞问题么，你建交了不就是邦交正常了，你邦交正常了也不就算建交了？纠结语词做啥。”
笔者以为不妥。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处于美国监管之下，外交政策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奉行敌视中国政策。例如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其继任者鸠山一郎则直言日本在外交上“必须与美国协调一致”，“要视联合国，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而定”；而到了岸信介，这个曾经的甲级战犯担任首相后竟跑去台湾，声称要和蒋介石政权加强合作，以此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甚至说台湾国民党政权才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根据“日台条约”应保持与台湾的正常邦交关系。直到1971年9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关系，再加上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等等一系列因素，终于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两国关系上审时度势。
1972年，新组阁的田中角荣甫一上台，就闪电般着手日中工作。同年9月25日－30日，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访华。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宣告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就明确了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是《中日联合声明》，而非签订于1952年的所谓“日台条约”）；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直到此时，中日建交的前提性条件才得以形成。
可见，国与国之间想要建立外交关系，至少应有和平的前提平等自愿的基础。中国和日本有着两千多年悠久良好的交流史，却因为近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即使战败以后，日本也长期跟随美国敌视亚洲，仇恨中国，封锁中国，所谓恢复邦交也就无从谈起。
这一切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尽管归置到具体语境，滨下武志先生所讲的“中日建交”大体能够成立，但也总觉不胜确切。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如果单纯以“中日建交”加以言说，恐怕不仅有片面化简单化倾向，更有对史事及那些为恢复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不止的人们的某些不敬吧。也正因此，在讲到日本与苏联、韩国恢复关系正常时，也不单纯加以“建交”一说，均冠以“邦交正常化”。
相关阅读一
滨下武志谈从朝贡体系到东亚一体化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2日B02版
以“亚洲经济圈”理论闻名的滨下武志教授最近一部著作是去年出版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该书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滨下武志的这一海洋视角看东亚历史，其实和东亚国际关系的第一种版本——“朝贡体系”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直试图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之外，寻求新的亚洲视角去解释历史上的东亚关系演化。
在对“朝贡体系”的研究中，滨下武志提出，历史上东亚的朝贡并不仅仅是仪式性的，而是这一区域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交流，具体包括中心与周边关系、大规模的南北关系、海洋关系、沿海与内地关系、大陆与岛屿关系等。在滨下武志对东亚史的研究中，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不再是主要研究单位，区域、城市甚至地方都有可能超越国家首先成为共同体，一起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在接受采访还是写作中，滨下武志都不避讳说自己持“东亚特殊论”观点，并对“西方中心论”持怀疑态度。
记者：您是东亚一体化的倡导者，但不久前发生的朝韩冲突以及长久以来的朝鲜半岛南北对峙，这一现实问题是否会影响东亚一体化？如果放在您的“朝贡关系”视野中，如何看“东亚一体化”呢？
滨下武志：肯定会影响。朝鲜半岛的南北问题是在长期东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冷战期间东亚格局的延续。二战结束之后，冷战造成越南和朝鲜南北分裂，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隔离。平等是东亚关系在历史上的特征，从东亚角度恢复东亚体系是必要的，现实的问题可以回到历史发展中寻找线索。历史上的“朝贡模式”对现在和将来的东亚关系有何借鉴意义？首先肯定不能照搬欧洲中心模式，另外需要注意，“朝贡”也不是唯一解释东亚关系的理论。对我来说，一方面希望更深入了解朝贡模式的历史经验和对现在、以后东亚区域关系的影响，同时有些学者已经提出“东方外交”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承认，古代的模式马上接上现在的国际政治现实，还是有些距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海洋的作用。以前我们讨论“朝贡体系”的时候，还是以陆地为主，那么岛屿和海洋在朝贡体系中的作用呢？做这样的研究，肯定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同。
东亚各国因为这片海洋保持一定的距离，双方保持各自的历史，但另一方面，这个海洋也不太大，最多一个月之内就能利用季风来往各国，所以又可以互相影响。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不用欧洲那套以陆地关系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东亚。由海洋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制度肯定和陆地不一样。另外，现在我们在讨论东亚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概念、理论模式等都是来自西方。当我们越强调东亚的时候，却同时使用更多西方语言。西方的国际政治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国家间关系，属于政治性体系；历史上东亚朝贡模式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西方模式本身有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用东亚历史的经验研究东亚，而且是否有可能去研究西方。
记者：我可以这样理解吧，您因此持东亚特殊论的观点？
滨下武志：是的，这也是一种研究方向。去年去美国加州开一个会，有一个以太平洋为主的讨论，参加的人有海洋研究、海洋考古、中国研究等等。在美国那一方，他们也希望在依赖大西洋之外，面朝太平洋，重新定义美国，而不是把美国当作欧洲的延续。而我们东亚研究呢，现在要讨论东亚，就不能只局限于这片区域，而是太平洋的东亚，甚至是全球视野。我现在比较强调以太平洋的视野研究东亚。以前是朝贡体系、地缘政治下的古代东亚关系，现在是以欧洲模式为主的主权关系，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呢？
记者：所以，您现在的看法是，要把“朝贡体系”的研究放到更大的太平洋视野中？
滨下武志：相比陆地关系，海洋的作用更为开放、流动，具有多样性和多重性。有一个研究的范例是，美国著名的印度研究学者博斯，他在研究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时提出，如果只用西方的主权方法，根本不能解释历史上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他主张是否有共同使用的主权、重叠的主权的可能性，并以此再来理解西方的主权模式和印度-斯里兰卡关系。所以，他研究印度-斯里兰卡关系，就不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关系，而是把两国放到更大的印度洋区域去研究。从博斯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思考，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是否对东亚有参考意义，因为我们东亚各地区也是共享着一片海洋区域。
在研究国际关系尤其是东亚关系的时候，除了通行的国与国外交这样的途径，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现在。比如，区域与世界，只有垂直的关系吗？我们了解，世界最大，然后下面是国家，国家下面是区域比如中国的东北、华东，区域下面是地方，这样一种上下垂直关系是固定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和地方一定需要通过国家来发挥作用吗？其实不一定。全球化的讨论是，上下区域关系可以分开，可能发生重叠，它们在一边随便发生关系。而且，不一定区域接近的地方就更容易发生关系，像华东可以提出自己就是世界的华东；像世博会时的浦东，也可以直接跟世界发生关系。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任何区域都可以直接参加讨论，而不需要通过国家。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美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何时来中国
- 下一篇：突尼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