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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日两国是建交还是邦交正常化？
当然，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国家作用不需要完全消灭。但现实问题是，国家有时候太大，地方性问题没办法关注；而面对越来越多的世界性课题时，比如气候，国家又太小，一个国家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个时候国家只是多区域的一种。国家一方面太小，一方面又太大，这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力量面临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区域甚至地方就能发挥其参与作用。
记者：但在现实层面，大国将被动或主动充当主导者，比如中国、日本，也可能是美国。而日美最担心的是中国主导东亚事务。
滨下武志：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大国主导地区事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问题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朝贡体系中，各国之间更多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中国的外部地区通过中国作用联系在一起，直到西方各大国势力的到来，然后东亚各国之间的对抗关系才表现出来。而现在主权关系下的中国更多关心自身的利益。同时从历史来看，大国不一定有能力统治所有地区，更多时候大国为了表示在该地区的正面推动力，还得对所有问题承担责任。历史上，大国主导地区事务是部分起到了地区稳定的作用的。
而战后国际政治通则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相互平等。问题是，国家利益只有通过主权表现的话，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主张。我的观点是，主导不是统治。面对环境、人口等问题，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大国怎么样。从讨论层面上，所有可能性都有，实际层面上主导力量和平衡性力量是共同存在的，以保持地区稳定。在这个方面我比较注意的是欧盟下面有一个“波罗的海城市联盟”（UBC），一百五十多个波罗的海城市参加，涉及十多个国家。但联盟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城市为单位组织成这样一个区域合作。所以，我的想法是，在未来区域合作除了国家之外，城市之间是否有可能性。国际政治关系，如果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力量是唯一参与者的话，大国主导局面不会改变。而如今，城市越来越重要，大家其实都面临非常实际的问题，难道都得通过繁复的国家谈判来合作解决吗？
像UBC，他们最近的一个议题是，城市高楼对生态的影响。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很重要，它涉及环境、资源、人口流动等方方面面，但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问题。所以，区域合作，不一定只能以国家为单位参与。而亚洲一体化，可以从发展沿海城市之间的关系开始，通过建立城市圈来推动一体化。从政治与经济关系来看，经济关系可以先行，不必过分强调政治关系。其实过去的朝贡体系，本身就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混在一起，而不是只有贸易关系。
记者：您的意思是，从日本海、黄海、东海直到南海，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区域，沿海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主权伸张，而UBC是有借鉴意义？
滨下武志：对。实际上大海两边的我们面对很多类似问题，比如老龄化、环境、医疗等等，我们面对的处境其实是相似的，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从国家角度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是唯一的吗？
记者：不得不问一个对您而言有点敏感的话题，结合您对东亚海洋贸易特别是朝贡体系的研究，如何看待东亚各国间的岛屿主权之争？
滨下武志：拿钓鱼岛来说吧，钓鱼岛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在岛屿本身处境问题。从历史看，当然要研究明治维新时期的对外政治，之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态度，然后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美国在移交琉球群岛主权时一并把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给了日本。这都是我们双方都要了解的历史，这比做一个简单的决断更为重要。
而以我这样一个专业学者看，从钓鱼岛问题我会引向哪方面思考呢？从朝贡体系看，也许是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中心。但从区域合作来看，海洋在东亚历史上是共同使用的，海洋是不能切断的，海洋是所有人使用的。但西方对海洋的看法并不是这样，而是要将海洋像陆地那样划分，把海洋看成是陆地的扩大。海洋是陆地延伸，这是肇始于葡萄牙、西班牙的西方传统，但西方的规则不是唯一规则，反而在近代以来带来很多争夺，东亚海洋的争端也正是这一西方规则的产物。现在理论上，我们把海洋划分了，这是没有意思的。当然从国家的角度看，这又是必须的。但我们把海洋划分了，以前因为渔业问题发生冲突，现在是海底资源，越来越多难题无法通过现实政治解决。所以，我的观点是海洋共同管理，不然的话将来纷争会更大。如今的所谓划分，也是很模糊的，但从长远看，还是共同使用，东亚历史上长期如此，划分海洋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这也是我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
记者：因为钓鱼岛，国内学界对琉球历史也开始关注起来。在东亚版图上不太起眼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的作用被忽视了么？
滨下武志：我曾写过一本关于琉球史的书，中国有出版社也有意出版。事实上，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琉球，在这一百五十多年里呈现了多重面目。作为当时清王朝朝贡体系中一员的琉球王国是一个，然后是日本萨摩藩用武力吞并琉球，二战之后，美国占领琉球。另外，琉球本土学者一直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琉球就是琉球，它自身有独特的历史；但也有琉球学者强调的是，被日本现代化后的琉球。所以，在这一百五十多年里，琉球先后与三个国家发生关系，你要研究琉球，就不得不有全面的维度，不同的维度中带出了一百五十年东亚历史。所以琉球一百五十年历史，也是东亚一百五十年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不过我这些年对琉球研究的重点是，琉球在东亚海洋中的地位。在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有官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但其实东亚海洋贸易从来没有中断过，民间贸易甚至非法贸易一直很兴盛。而且从日本那里看，日本的锁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处于“封闭”状态，当时仍留有通商口岸，沿海贸易仍然十分发达。在中国那边，其实也是如此，尤其是福建沿海。而其中，琉球是重要一环。所以，琉球在东亚海洋贸易中的作用，也是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研究琉球，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上东亚海洋贸易的认识，这样我们也可以把琉球放到更大区域里去研究，而不是局限于琉球与日本、美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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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日本国民的别动队
作者：李永晶 来源：《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2日B04版
近代日本民权的确立、国权的伸张、政治的清明，背后都有右翼势力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右翼乃是日本国民的别动队。
一
最近数十年，每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之时，中国的多数学者都会提到“少数日本右翼分子”或“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作用。他们确信无疑地评论说，日本右翼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着“中日友好”，因此我们不能让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同“日本人民”讲友好，就要同日本右翼做坚持不懈的斗争，云云。在这样一幅画像中，日本右翼被视为绝对的“恶魔”，他们对内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外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由于这种分析仿佛证据确凿地指明了恶之所在，它或许会给人们一种安心感。不过，仔细品味一番，总感觉这种论述有点似曾相识——善良的人民群众与极少数敌对分子，这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自己的认知模式吗？将这种模式延伸到现代日本社会，这种日本理解是不是自我蒙蔽？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上述冠冕堂皇的议论，日本国民的代表——而非无法发声、仅仅作为“被代表”存在的“日本人民”——首先提出了抗议。我们随意举出一例。2006年，时任官房长官、其后成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与当时的财务大臣谷垣祯一有过这样的对答。谷垣发问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在向（中国的）国民进行说明时将战争责任与一般的日本国民区别开来……你是如何考虑的呢？”安倍对此回答说：“将日本国民分成两种人也许是中国的理解，日本方面并不是这么理解的。这种议论是不是有点阶级斗争史观的味道啊？”（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1页）安倍从正面完全拒绝了中国加诸其上的特定认识，并且还不忘嘲讽一句。
对此中国学者可能会进一步辩驳说，安倍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中的一员，他自然要维护自己错误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问题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反论引发出的难题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日本国民的代表亦即日本政府由右翼势力把持，那么同日本右翼的斗争不就意味着同全体日本国民的斗争吗？上述从“少数日本右翼势力”出发的日本论述，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日本右翼？
二
其实，倘若以公正的、而非意识形态化的态度面对历史事实，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准确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堀幸雄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干净的历史画面——一幅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叙述。这部通史告诉读者，明治改元（1868年）以降，日本右翼势力始终都是日本国民国家乃至帝国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作用。关于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得失，作者并未讨论，因而我们这里也存而不论。读者首先可能感到好奇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究竟为何物？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本书虽然未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但从其事实叙述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两点要因，即日本右翼具有高度的行动性与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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