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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法国也有“读红”运动？
近来发源于重庆的唱读讲传运动遍地开花，再现了久违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壮丽景象。我这一辈人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形成了多少有点病态的人格，这是一种崇尚血腥与暴力的人格。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令我惊诧莫名的是，法国竟然也有“读红”运动！虽然寿命不长。
法国总统萨科齐不久前颁布了一个总统令：强制要求所有高中生必须阅读二战时期法国反纳粹小英雄居伊·莫凯的事迹。希望高中生通过阅读莫凯的事迹，学习他热爱祖国、对抗压迫、勇于牺牲的精神。居伊·莫凯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反纳粹的小英雄，上高中时加入法国共产党。于1940年10月被德国纳粹逮捕入狱，罪名是他在巴黎非法散发共产主义传单，尽管他受尽了酷刑，却视死如归，1941年10月22日，莫凯被德国纳粹枪杀，年仅17岁。莫凯在遇害的前一天，写下了一封绝笔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妈妈，我深爱的弟弟，我深爱的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求你们，尤其是妈妈，一定要勇敢。我希望像走在我前面的人那样勇敢……当然，我宁愿活着。但我衷心希望的是，我的死能达到某种目的……虽然我17岁半的生命如此短暂，但除了离开你们，我没有遗憾。”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曾多次在演讲中引用莫凯的绝笔信内容，以此唤起民众的自豪感。
谁知总统令刚颁布，就引来一片反对声，反对者包括教师、其他党派人士、历史学家以及当年法国抵抗力量的成员。人们在巴黎莫凯的母校外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活动，要求萨科齐取消这一命令，特别是教师们，更是拒绝阅读这封绝笔信。巴黎历史教师阿尔贝蒂尼说：
“虽然我尊重这位年轻人的事迹，但我认为，总统不能够决定学生学什么，也不能命令我教什么。”
很多人认为，总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本意也许没有错，但程序正义更重要。教育应以健全的公民教育为目的，具有独立性，崇尚自由而多元，它除了依附独立、个性、自由之外，不再依附于其他的东西。总统在未经国会投票形成决议的前提下，就擅自动用权力，以命令的形式强制学生阅读，无疑是在践踏正义的程序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在全国上下一片强大的抗议声中，萨科齐不得不终止了刚刚颁布不到十天的总统令。这成为法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个总统令。
读到文章的结尾，绷紧的神经才松了下来，由衷地赞叹法国人民的智慧！
法国也“读红”，但是只有短短的十天就寿终正寝，给我们以很多教益。
首先，萨科齐的蠢举再次证明了孟德斯鸠揭示的真理：握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直到遇有阻力的地方才停止。萨科齐那样在西方文化中养成的政治家都不能免，希望其他地方的政治家自觉限制自己的权力，不是很难么？这同时也证明将社会寄托于统治者道德自限的制度的不可能性。说得重一点，一切将社会进步寄托于统治者个人发善心之上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刻意的欺骗。它给人民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乌托邦。
其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法国人的这一句话我认为值得国人反复思考：“教育应以健全的公民教育为目的，具有独立性，崇尚自由而多元，它除了依附独立、个性、自由之外，不再依附于其他的东西。”我认为这恰恰是西方教育优于东方教育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起码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教育就是以“塑造”人为目的的，所谓塑造人，就是将人塑造成统治者“顺手”的工具。将人变成顺民甚至奴才。西方教育的目的则是开发人的自由创造的本性，培养公民。
再次，政府有没有权力教人民唱什么、读什么、讲什么、传什么？东方认为有，而且是天经地义，西方认为没有，政府如果这样做，就是越权。表面上看，萨科齐错在程序问题上，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就发布命令，而实质上，是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他超越了政府的权限，总统无权“教”人民读什么。这背后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良心自由。政府如果有权控制人民的思想，其结果必然是站在人民之上。人民自由地阅读为人民选举政府提供知识前提。我国从汉代就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代的王安石甚至编出了全国“统编教材”，这是东方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
最后，理性交往制度的重要性。政府和人民处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利益，两者之间在看问题、选择政策上必然会存在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不可采取鸵鸟政策，更不可自封代表人民，因为那其实是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甚至剥夺了公民的人格权。俗语说：鞋子大小只有脚知道。现在手“代表”脚来判断鞋子大小，无疑是无视脚的存在。既然政府与人民是不同的主体，两者在价值判断、利益衡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同时，政府与人民必须共存，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建立合理交往的渠道。如果没有合理交往的渠道，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社会失序。这个理性交往的渠道很多，其中就有前例中最终导致萨科齐改弦更张的人民的表达权。如果没有表达权，萨科齐或许不知道自己错了，或许人民会动粗，这两者都会对社会整体带来伤害。
真的，法国短命的“读红书”给中国人的教益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就此打住吧！
（作者为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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