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时,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厚古薄今的,是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其实,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可以说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并且经过了一个从早期的崇信到晚年的全盘批判过程。
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着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