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教学遵照《史记·李斯列传》的说法,认为《谏逐客书》的背景是“郑国渠事件”:韩国以水利工程师郑国为间,劝诱秦国修筑水渠,以消耗秦的国力;工程中郑国身份败露,秦宗室大臣因而上书说:这些外来的客卿大抵都是为其主游间于秦的,“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议逐之列,于是李斯写了这篇文章。然而,根据《资治通鉴》的考证与记载,郑国渠完工的时间是公元前246年,李斯上此书却是在公元237年;逐客令另有其背景,郑国渠事件或只能说是其远因之一。
真正引致逐客令的导火线,是嫪毐之乱。嬴政即秦王位时(前247年)十三岁,当时国家大权悉委任于相国吕不韦;嫪毐是吕不韦介绍给太后的“面首”,得宠封候,恣意妄为,广收党羽。前238年,嬴政在蕲年宫举行成年冠礼,嫪毐恐惧秦王亲政后会整肃自己,于是发动叛乱,而被早有准备的嬴政平定,然后嫪毐被五马分尸,太后被软禁,吕不韦被放逐到巴蜀。嬴政接着要大举清洗其余党,吕、嫪都是外国人,秦宗室大臣也劝秦王逐客,于是嬴政下了逐客令,也罢了李斯的官,然后才有《谏逐客书》。
我们还要考察李斯当时的背景。李斯,楚国人,少时为乡中小吏,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又瘦又乏、饥馑慌张,而粮仓中的老鼠饱食无忧、又肥又大,觉得同样是老鼠,为什么差那么多?就是因为处境不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大靠山。于是李斯开始成为一个政客。然后他去拜荀子为师,学成后入秦投奔吕不韦,也得到嬴政赏识,拜为客卿,负责重金招揽天下名士,有不从者,谋害之。
所以,逐客令一下,基于政治生命的生死利害,李斯必须向秦王输诚,也要为所有客卿辩护;而因为他本人主管这一块业务,他上书是名正言顺的。那么,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大王要肃清吕、嫪的党羽,但并非所有客卿都是间谍、乱党,若有忠心的客卿如我,大王没有理由不接纳;郑国渠事件时大王还年轻,现在也还年轻,难免冲动。宗室大臣之类“本土派”,藉这机会大叫逐客,显然是恶意排挤,但他们就是和大王一条心的了吗?大王也不会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怀着什么鬼胎,也不会想被宗室包围。再者,历史也都能证明招揽客卿是对的政策。所以,我是可以说动大王的,因为我的理念、利益和国君利益一致。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球做得漂亮,让大王睿智地“醒悟”,让本土派无从反驳,也让其它客卿感谢我。
于是,我们看到了《谏逐客书》这篇千古名文。但我们还应该注意他没有写的东西:李斯通篇没有明显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批评、讽刺、开罪本土派,更没有谈论郑国、嫪毐之类敏感案件,这些都是做球的技巧。李斯是从天下大事、国家利益、发展的硬道理立论,从形势、理性、感性等各个层面说服秦王,而他个人的利益,也就隐含在其中。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李斯站在秦王这一边,而秦王可以挺他,也挺了他;如果当时掌权的是“本土派”,李斯写这篇文章的下场,就只可能是放逐、下狱或者死亡。
而我们后人在教室里读这篇文章时,有讲到这么多吗?似乎没有。我高中时,老师也只讲到它的文学技巧;上述这些“政治艺术”的部分,是我读了几年历史系才慢慢品味出来的。而我相信,古文两千多年来的传承中,那些真具慧眼的儒者,都会如此讲究文学的政治应用,这也才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谏逐客书》显示的是一个下位者应对强势者的技艺,它的表面是战略思想、文辞章法,里面是政治权谋、博奕心术;我们学到了它的正面,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发声,遂行自己的理念和利益;学到了它的反面,我们就可以破解各种政客言论背后的意图;表里正反都学到,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士人,或者,公民。
古代读书人习文,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从政,经典如《四书》提供我们道德准则,老、庄提供我们哲学情思,而《谏逐客书》一类文章案例,提供的就是现实策略。今天我们呼吁大家重视古文教育,只从人格、性情、沟通表达等方面诉求是不够的;如果有人问我“学文言文有什么用”,我如果不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也可以回答一项绝对有用的,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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