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下岗职工：第二大贫穷群体

 

伴随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下岗”这一充满过渡意味的词汇正在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这主要是因为当年造就“下岗”的社会机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国人在“庆祝”中国的经济总量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时，不能忘记我们国家除几亿贫穷的农民之外，还有第二大贫穷群体——近4000万国企下岗工人。

 

应当说，国企工人下岗，有其必然性

 

在计划经济年代，服务于国家的国有企业所生产的工业产品，以“剪刀差”的形式与农民进行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在这种价的不等量的交换中，无偿地转向了工业、转向了国企，让农民承受了巨大的隐性负担，而国企从农民身上获取的价值，并没有完全投入倒社会生产中去。在建国之初到国企工人成建制下岗结束的2001年这段时间里，数亿农民间接地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无私的巨大的奉献。

 

由于“国姓”企业在计划年代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在为国家创收的同时，也截留了许多应该属于全民享有的利润，而形成了自己内部的福利系统，国企工人虽然薪水不高，但享受着独有的国家福利保障，而国企的部分骨干还有着内部关系价格等多条门路。从某种意上说，国有企业工人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惰性，使得国企工人逐渐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而产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优越，使国有企业工人逐渐丧失了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国企逐渐丧失了活力，效益整体下滑，导致许多国企巨额亏损资不抵债，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包袱。于是，国企改制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国企改制首当其冲的是作为劳动者的国企工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数以万计的国企在改制过程中，让工人通过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五种形式下岗。上海市有一百多万国企工人下岗，其下岗工人以“买断”类型居多，约占总数的80%，说明上海的国企改制工作比较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相对稳定。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模糊，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

 

 根据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人数近4000万。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但数以万计的国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走到必须关停并转的地步，并不是国企工人的过错，而是体制的过错。相应地，承担这一责任和应该为此买单的人，也不能仅仅归到国企工人的头上，而应归到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上。应该为国企改制成本埋单的应该是国家和整个社会。但事实上，国家把改革成本推给地方，地方把改革成本推给企业，企业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发达地区把改革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城市把改革成本转嫁给农村，这说起来实在是不够公平的。

 

不用说，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被动地承担了国企改制的成本，按理说国企下岗工人应得到整个社会的补偿。对此，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喻：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直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就应该怀着虔诚的敬意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殉难者救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温暖的表达尊重和感谢之情的话语。对被动地承担了改革成本的下岗工人，也应该通过各级政府来获得来自于整个社会的补偿，但我们国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没有做到位。

 

那么，近4000 万国企下岗工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怎样呢？

 

当初，许多国企工人区区一两万元乃至几千元便“买断”了工龄。有的下岗工人在失业的前两年内，每月仅靠200多元的失业救济金（具体金额各地有所差异）维持生计，两年之后就不再纳入登记失业人员行列，而成为“灵活就业人员”—— 到处寻找这里打一天零工那里打一天零工的机会，有的则干脆赋闲在家，慢慢地等待老去；等待走向那“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