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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弥漫着致命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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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
 
  人们经常对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那是1955年的法国,塞纳—马恩省河旁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左岸,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他们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惨烈的大清洗和农庄集体化的政策被披露后,这种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既有幻象,担心信念的落空,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一股巨大的乐观情绪正包围着北京。在GDP的统计数字上、中国精英们的饭桌上、电视屏幕与报纸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一些外来者瞠目结舌的表情上,经济萧条似乎尚未诞生就已夭折。倘若对照西方世界依旧的沉郁,中国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热衷于谈论“美国例外论”——新大陆能逃脱掉老欧洲的宿命;而现在,“中国例外论”则开始兴起,什么力量都不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一场严重的国内动荡还是一场世界的经济危机。
 
  一种空前的自满也随之而来,美国人不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弊端多多,从安然(安隆)到马多夫,放任自由市场的贪婪产生盈盈的恶棍。中国不会是1980年代的日本,更不会是1910年代的德国,它在规模上甚至连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都相形见绌。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它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果真如此吗?我怀疑那些对中国模式的夸耀者们,正在陷入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欺骗——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拒绝对现实多看一眼。
 
  苏联模式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大的宣传、捏造的数字,以及任何正常国家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与命运被漠视和践踏,人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材料,各种资源被滥用和浪费。在一个模仿和起始阶段,它可能带来某种成功,一个在1905年败于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国,却在1945年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这种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质疑者,但是一个惊人的悲惨现实正被掩藏在这种荣耀之下。最杰出的头脑、最独立的心灵被毁灭,恐惧和粗陋的宣传窒息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权力与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实验精神,愚蠢的官僚体系占据着所有资源,社会被瓦解,暴力和惯性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力量……在1950年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苏联模式,在1970年代陷入停滞,而到了1980年代则几近破产。人们恍然发现,原来那么多事实被隐藏起来。
 
  此刻的中国呢?它当然不会是苏联命运再度重演,中国制度和中国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似乎不会带来断裂式的命运,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比1980年代的苏联优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无情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短期内可以聚集资金、人力与资源,来缔造短期的物质成就,却无法带来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更无法孕育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创造力。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活力,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僚体系中解放出的个人创造力。但现在,一种逆向的趋势日渐明显。官僚体制迅速膨胀,中央企业获取了刺激经济的绝大部分资金,自由竞争在官僚权力面前脆弱而卑微,个人价值和权利在垄断集团面前过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我们曾经谈论过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弊病,而如今这基础性的弊端不再谈论,我们执着于昔日的方法。
 
很有可能,这表面的乐观与繁荣,或许是我们对于之前30年发展成果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挥霍。而几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充斥着那些不知有何用处的高速公路和广场,一起起基础建设腐败案被揭露而出,私营企业主不再有兴趣进行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反而执着于权力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去成为创造者,只希望成为公务员,通货膨胀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时……一场更严重危机才真正到来。难道要像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一样,这个国家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不得不承认,我们此刻的乐观,是多么浅薄和不负责任!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及《百家讲坛》杂志官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作者:许知远 来源:作者博客 发布时间:2009年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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