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迥异于孔儒思想的治国方略

 

　　在中国战国中期兴起，并在汉初大兴的黄老道家是将老子的忧民思想转向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黄老道以黄帝为自己的始祖的主因在于黄帝是治世的典范。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士的《黄帝四经》就是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它主要谈的就是社会政治问题。该书在汉初的流行表明黄老道家已经由对社会混乱的回避转向对社会治平的积极追求。在这个背景下，单纯的老子清静无为原则是不够用的。必须提出对现实生活可以直接起指导作用的新思想，所以黄老思想随之而生。这既是黄帝治世思想的发挥，也是道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什么1973年这一考古事件震惊国内外？是因为中国学界第一次发现了一套与孔儒视觉迥然不同的治国方略。第一次提出“道”的概念，认为道有规律可循。《黄帝四经》认为天下事物即使最细小如秋毫，也都有它的形和名，所以循名察实。主张虚无生有，有生于无，讲到对立事物如顺逆、生死、文武、刑德、祸福等，可以互相转化，善于利用可以得益，不懂得利用即受害，刑与德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文武并用，“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两者虽同样重要，但应学习天道，多用生，少用杀，多用德，少用刑。天有四时，春夏秋为生，冬为杀。生为文，杀为武，文武结合，三分文，一分武，四时中，春、夏、秋为生，冬为杀，是顺乎天意的。《黄帝四经》重视平衡和调和，提出了“度”、“极”、“当”、“宜”等概念，反对过分，提倡适度。黄老学派还强调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提出“雌节”这个概念，刚柔、阴阳、雌雄矛盾的主导一方是柔、阴、雌，而刚、强、雄的一方居从属地位。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学术流派众多，但在同一时期遍及全国各地区，并得到政府认同支持的并不多，只有黄老学派的势力曾推广到全国各地，覆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共同贯彻。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动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如。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引文中的“道家”主要是指黄老道家。这种新形式的道家是在充分吸收儒、墨、法、阴阳、名等各学派思想，进行融合创新而成的，它既保留了老庄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气质，又提出了“刑德相养”、“名实相定”等积极有为的治国方略。黄老道家凭借其兼容并包的文化风格，经过多种思想的论辩后，在百家争鸣之中脱颖而出；就是对理想社会的切实探索，这种探索的代表性成果就是黄老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从而为开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黄老道家第一个践行者是，西汉政权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认识到用武力可取得天下，但管理天下不能专靠武力。而黄老思想的两大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使他们安居乐业，吃饱肚子。这恰好迎合了汉初统治阶层集团的需求。汉朝初期黄老思想的主旋律，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一政策实行了七十年，收到了实效，国家粮库的旧粮用不完又加入新粮。以致“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国家经过惠帝、文帝、景帝三代皇帝的治理，国力充实了，为第四代皇帝汉武帝创造了施展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条件。武帝登基，与董仲舒一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在史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样说有点过，实际上则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随着儒学的上台，黄老道“走下了”政经舞台。说她退出，其实并未真正退出历史。历史证明：黄帝以道的原理为指导，经营发展国家，到东周以后，地方割据，致使儒、法等学术有机会发扬争鸣。秦国轮流实践了各家学术，把中国统一。可是不旋踵而亡。代之以汉。汉初返回黄、老之道，造成文景之治，使中国进入第一次盛世时期。武帝偏离了道的指导以后，乱亡相继。最糟弄到五胡乱华，国分十六。一直乱到唐初，再度回归于道，再一次造成贞观、开元之治，为中国带进第二个盛世，就是中国史上最可炫耀的汉唐盛世。以后又偏离正道，乱亡再度相继，引进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很是偏颇，并不明白道的价值，尽量地抑制它。到了满清末年，贫弱交困，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现在中国复兴，明智地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评价。无疑的，黄老道学必定更具现代和国际意义与价值。上接黄帝以来五千年历史的、合理的、合法的、合情的道统。下开21世纪新理念。近代东风与西风的矛盾势必由对称大道统一起来。而这与儒家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治国之道迥然不同。

 

我们知道，武帝放弃黄老，而黄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退出”的日子里，诞生了《太平经》，这是黄老道学里一部极其重要的典章之作。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致太平”。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不一样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太平世道，并围绕“太平“信仰将修身和实现社会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社会治理放置在广大的宇宙空间，力求营造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氛围，创造条件来实现社会太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社会与当今时代构建中的和谐社会有着神似之处，即都将社会和谐看作是全面的、整体的，不仅包括人际和谐、制度安排，还关涉天人和谐（生态环境）、自我身心和谐（人的发展）问题。黄老道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这种社会理想表现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协同发展，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公平、平等，个体生命存在的身、心和谐健康等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儒家的人文主义特色的“大同”理想相比较，黄老道的政治理想是自然主义的。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言，道家阵营中这些“提倡天道自然的哲学家，可以说衷心地感到要入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而且对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热诚，也是枉然”。基于这种信念，黄老道超越了社会的仁义礼法等人文价值层面，从天道自然的高度来审视和定位“致太平”的理想追求，它以自然之天道为立论的基础，从整体宇宙观出发，将自然之道与治国之道和治身之道统一起来，寻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生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这就决定了黄老道的政治理想，与儒家的治道相比，具有更加广阔宏大的视觉空间和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具有某种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政治的理论特色。《太平经》这本书，不仅以“太平”名经，而且“太平”一词在全书中出现近三百次，“致太平”一语在全书中出现达三十余次，并一再提及“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因为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治身安国致太平，乃当深得其诀，御此者道也”等等。可以看出，《太平经》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它是一部政治理论书。著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辅兴帝王”，使“帝王立致太平”，希望建立一个太平世界，因此书的名字叫《太平经》。《太平经》的思想虽然杂糅不纯，但它的形成是以汉代黄老道家为思想主线的，与黄老之学内以治身、外以治国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目的是寄希望于“有道之君”掌握贵贱、强弱等的对立转化之机，臻于“太平”之治。这恰恰是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不太平的现象而发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界中的阴阳失调，时节乖错、灾害不断、万物凋弊，人类社会中的的饥寒交迫、冤屈不穷、刑杀相继，都是“衰恶”的表现，致使帝王愁苦、民生不保。黄老道热情追求“致太平”、“乃为理天地，安帝王”；“助天地为理，共兴利帝王”，这充分反映了黄老道具有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希望天下和平安宁，积极争取民众生存权利的人民性的特质。

 

在中国思想史上，与黄老道“致太平”的社会政治理想形成对照并产生重大思想影响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向往与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的政治理想。从两种政治理想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黄老道政治理想的思想特色。儒家向往的“大同”社会，见于《礼记·礼运》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借孔子与弟子子游的一番对话，来表达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陆潞注日：“天下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而与天下之贤圣公共之，如尧授舜，舜授禹，但有贤能可选，即授之矣。当时之人，所讲习者诚信，所修为者和睦，是以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壮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穷之民，无不有以养之；男则各有士农工商之职分，女则得归于良奥之家。货财、民生所资以为用者，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聍则废坏而无用，所以恶其弃于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聍以资世用者足矣，不必其善利而私藏于己也。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诈，共事则欲逸己而劳人，不肯尽力，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独营己事也。风俗如此，是以奸邪之谋闭塞而不兴；盗窃乱贼之事，绝灭而不起。暮夜无虞，外户可以不闭，岂非公道大同之世乎!”可见，儒家所向往的理想政治，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民风淳朴，无有巧智欺诈，不用专门提倡仁义礼等道德原则而人们的行为自然符合这些道德准则，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把劳动作为人生的一种需要而不是聚敛财货的手段。这种理想，既是对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的追忆，也是对孔子孟子乃至墨家的政治理想的一种综合与发展。不过，儒家思想家认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虽好，但它毕竟已成为过去，而现实中的社会政治，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关于“小康”社会，《礼运》说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之世，失去了“大同”之世的淳朴，“天下为家”，有了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有了贵族世袭制，有了国家，也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争夺和战争。不过，“小康”世虽不及“大同”世，圣人还可以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用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因而《礼运》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行礼、守礼对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在现实政治中，儒家思想家主张以礼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但历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多把“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而心向往之。这说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理想的政治目标和追求。　

 

　　现拿黄老道“致太平”的政治理想与儒家“大同”的政治理想作一简单的比较分析：首先，《礼运》篇所描写的“大同”社会，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伦的一面，“小康”社会主要靠“礼”来建立社会秩序以及维持人与人的关系，同样是把建立和谐的人伦道德关系作为中心。这说明，儒家的政治理想追求，是禀承上古三代的礼乐文明，它是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注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文道德价值，而对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兴趣，“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儒家思想家虽也谈“天”，但这里的“天”多是指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主要不是指自然之天或客观规律之天。而黄老道的政治理想，首先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面，重视对客观的自然天道的探讨，并以此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础。这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的，道家人士认识到要治理好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对自然宇宙之道有一准确的认识和了解。因而道家黄老道的政治理想追求，是以自然天道为立论的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黄老道的政治理想追求是自然主义的。与儒家相比，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理性精神。

 

　　黄老道从自然主义出发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在礼义文明上采取了与儒家相反的价值评判。儒家思想家认为，大道沦丧以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维系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是礼。儒家思想家在三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中加进了新的仁爱思想，使之成为调节社会生活、巩固社会秩序的法宝，以加强和巩固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是，黄老道思想家却认为，礼对于社会秩序和人与人关系的维持，并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仁义礼等人文价值性规范都是大道沦丧以后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有了仁义礼的道德价值才免于堕落，而是已经堕落才乞灵于仁义礼。这就是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道家认为，把仁义礼强调到一个特别的高度，表明已是天下大乱，不可救药了，因为这样的社会，有太多的不仁不义非礼的事实和现象存在，于是才有人出来提倡仁义礼。一个正常的社会，根本不需要谁来倡导什么仁义礼，而每个人的思想行为自然而然地与仁义礼一致；相反，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是以一部分人和事的不仁不义非礼，来衬托另一些人和事的仁义礼，这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礼。这种仁义礼强调得太过分，就往往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其一是虚伪和伪善，致使一些人表面上讲仁义道德，骨子里恶毒奸诈；其二，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集团所利用，他们假仁假义，打着仁义礼的幌子欺世盗名，欺骗世人。这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历史上的窃国大盗没有哪一个不利用仁义道德的幌子，所谓“盗亦有道”。其三是使人丧失自我存在的独立性，被淹没在人伦关系的汪洋大海之中。儒家的仁义礼把个人的生命存在化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关系，唯独没有了“自我”，使人从来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的机会，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价值被各种人伦关系所消解。黄老道思想家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这种分析和批判，已经触及到文明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深层问题，表明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深入的理性精神。他们认为在社会政治治理上，仁义礼法者不是本，而是末，仁义礼法应该以自然为宗、以道德为本，理想的社会应该重新回复到本有淳朴天真的状态中去。黄老道并不笼统地反对仁义礼，他们只是提请人们注意，仁义礼并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要注意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的副作用，强调仁义礼法都必须以淳朴的道德为归依。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医治社会的病态上，“孔子是个文化医生，他把当时文化中的疑难杂症诊断出来，投以对症的药石，尝试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那么“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药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所以从反面来对症下药” 。黄宗羲所说宋儒以仁义道德之礼杀人就是一证。黄老道吸取老、庄的智慧，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以“无为”为原则，试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相和谐、人与人之间公正平等以及保持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治道，以达到“太平”理想的实现，使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其内在的价值。从黄老道的“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来看，它比儒家的政治理想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略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