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慈禧作辩护：历史属刺猬，越近越看不清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今晚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嘛？”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

 

撰写“石头记”（《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的人名叫雪珥，他并非历史学家，而是历史“拾荒者”。他远在澳大利亚经商，据说服装品牌居澳洲“前三甲”，但其文字作品却在中国民间风行。他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媒体报道中寻找中国的影子，因而拥有了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

 

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也有人说，他笔下的历史，比教科书更贴近真相。

 

为历史“杀毒”：“肯定”慈禧，“否定”康梁

 

记者：拿到你这本《国运1909》，我看到了很多跟历史教科书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对慈禧太后的肯定、对康梁的否定等。

 

雪珥：历史是属刺猬的，越近的越看不清。晚清历史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同步被篡改。植入这个“木马病毒”的，起初是那些自称的改革家们，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然后就是一大串的革命宣传家。康梁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抹黑宣传先河，中国历史上不乏小人，刘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康梁面前，他也只能被PK下去。康梁为自己营造了虚幻的形象，顺带将晚清历史改造成了一部小说，最为著名的就是伪造了大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神话，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安上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以便自抬身价，将“职业反对派”这个饭碗捧得更好、吃得更香甜。没有任何坚实的史料来支持他们的说法（后世以讹传讹、循环自证的不算），倒是有个基本的逻辑很少有人去考虑：太后太后，那就是皇帝的妈，太后再专权，那也必须是儿子还在位，儿子都不是皇帝了，太后还能是太后吗？从这点上讲，与光绪皇帝的利益最为一致的，就是慈禧太后。晚清的改革，开创中国历史先河，如果慈禧太后果然是个颟顸的保守派，又果然是个权力欲很强而且也成功地拿到了权柄的女人，那怎么还会可能有改革呢？反证推理后，我们就只能说，在晚清改革实际进展的前提下，通常安在慈禧头上的“保守派”与“实权派”这两个定位，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她是保守者，她必定是无权阻挠改革；如果她是实权者，她就必定没有去阻挠改革。梁启超在晚年就很直率地承认，当年的文字都是宣传用的，不可信，不可当作信史。

 

为史料“解锁”真实：多多益善、中立解读

 

记者：得到不同历史观点的前提是看到更多不同的历史资料，在写作过程中，你的资料来源是什么？书中选用了一些国外媒体的资料照片，如何发掘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媒体关于清王朝的报道？

 

雪珥：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面，它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真实”，两个基本点就是“多多益善”及“中立解读”。有一些曾经长期被史学界运用的材料，是假的，比如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记》，1976年就已经确认为假，但国内学界还在运用，今年甚至还有家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出版，但在前言后记并没有提到这只能当作小说来阅读，相反还是大张旗鼓地宣扬这本书在史学上如何有价值。我们对于慈禧乃至晚清一些基本史实的歪曲，基本上根源于此，当然还有康梁师徒的歪曲性宣传。

 

在“多多益善”方面，我可能比国内同道较为便利，我私人收藏和积累了一些海外史料，包括《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以及十多种美国主要报纸、刊物上有关晚清的报道、述评等，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日记、笔记，西方外交乃至军事谍报部门的中国情报。“中立解读”，就是不能戴着任何有色眼镜去看，尤其是对那些所谓有定论的史料，往往越有定论的史料，越能读出新意，因为之前的“定论”是被某种力量强加的。比较典型的，如所谓的慈禧太后对11国宣战诏书，这是研究义和团、八国联军乃至慈禧太后的关键史料，但只要静心查看，那根本就是一份中央内部文件而已，中国从来就没有对任何国家宣战，也没有任何国家在庚子年对中国宣战。弄清这点十分关键，正因为在国际法上，中外从未处于战争状态，列强的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一次国际维和行动（尽管他们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因此，东南地区才能宣布“中立”，辛丑条约谈判时，才能只赔款不割地。只有弄清这个基本史实，慈禧太后才能从那个歇斯底里的、为了个人权力不惜牺牲国家的恶魔形象中还原其本来面目。

 

海外媒体关于晚清的报道，的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信息查找方面，没有更多的捷径，只能下苦功夫、死功夫，多读多看。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比如《纽约时报》就出了全套的档案光碟，检索起来就容易多了，当然，价格很贵。基本功还是需要日积月累，熟悉基本史实，才能找到相应的文献，否则连一些人名地名都弄不清楚拼法，容易遗漏。

 

记者：相对于国内的史料，你在国外见到的关于晚清的史料有何不同？

 

雪珥：我将海外的资料，分成两类，一类是基本史料，如当时的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各国驻华外交官的报告等，另一类是史论，海外学者们对某一事件或某段历史的评价。这两部分有交集，一些年代古远的史论，本身也成为珍贵的史料，比如李鸿章的外文传记，我已经收集到了十多种，最早的成书于1896年，这即使从版本学的意义上，也有着卓越的史料价值。

 

这些海外史料和史论，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思考方式。我最早接触日本史料时，很震撼地发现他们总是称自己为神州、中华，而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发布的文告，都是号召中国人起来，推翻满清这个外来的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