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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
三、改造小农经济模式，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加快生产方式的“两个转变”，促进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飞跃，一要重新架构农村社会的组织化，二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三要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和开创“三农”工作崭新局面的突破口。
其实，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了这个思想：“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既肯定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条件下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又指出了小农生产方式固有的落后性与局限性，坚定地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朝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与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明确指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着力点就在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两个转变”。一是家庭经营即“分”的这一个层面要紧密围绕对传统农户素质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使之真正地成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并通过农户自身对融资经营能力、科技应用能力、机械使用能力和开拓市场能力的不断增强，加快向采用先进科技生产和先进经营管理手段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活动集约化水平；二是统一经营即“统”的这个层面要坚决克服一家一户农民单打独斗的格局，向逐步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按照我的理解，“两个转变”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直存在的“分有余而统不足”的缺陷来说，更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修补“手术”，是为其健全完善所作出的一个方向性概括，也是在坚持长久稳定的同时又不断地开拓创新的一个重大政策性表述。通过“两个转变”，不仅让家庭经营层面上的过去那种资本含量低、技术构成少、抗险能力弱、经济效益差的“遗传基因”逐步得到有效改造，而且也让集体经营层面上的过去那种资源贫乏、债务缠身、服务短缺、运转困难、干部难作为、群众不满意等“疑难病症”逐渐得以根本解除，真正建立起一个“统分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不断激发农村内部的生机与活力，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去追求现代农业的伟大理想。
现在有几句非常时髦的口号，叫“用现代工业经营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还有一种解释，说什么叫做“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的主体是多元化，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讲得再通俗一点，现代农业就是资金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产品质量好、市场竞争强、经济效益优、生态环境美。但问题却是，在我国当前的广大农村中，不仅绝大多数农户无法达到这种现代农业的内涵标准而只能“望洋兴叹”，就连很多自认为实力不俗且早已羽毛丰满的“龙头”企业也颇感底气不足，难以攀升。
举步维艰、充满困惑与挑战的艰难性，恰恰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造传统小农行为、重建社会组织结构、科学配置生产要素、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含辛茹苦的过程，也是改造传统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农业增长方式的凤凰涅槃的过程。难固然很难，但我们还得要迎难而上，去突破这山重水复的迷茫。
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内因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一个条件。那么，“三农”自身的体制机制创新，则应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动力源泉。我认为，要想创造柳暗花明的形势，有三项基础性建设工程属于迫在眉睫，非搞不可：一是提升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二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三是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三项工程建设既是保障“两个转变”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多年来的实践反复地证明，缺乏这三项基础工程建设，我们的惠农强农政策与得力措施在执行落实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最后往往是“按下芦葫又浮起了瓢”。
提升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就是要彻底扭转从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由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一盘散沙式的混乱无序和迷茫无助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早先以“一大二公”为标竿的人民公社时代的许多作法不敢苟同甚至很反感，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却是老少皆知的简单道理。通过互助合作克难奋进，促进发展、保障公平，干部带群众、富人帮穷人，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之路，不仅是我们从未放弃过的共产主义理想精神，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教育，向他们不断灌输“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有出路”的集体主义意识，吹响“集结号”，把他们组织到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各种新型合作组织中去。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拧成一根绳，攒成一股劲，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战天斗地搞生产、昂首阔步闯市场。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公共资产被“吃光分尽”，集体所有制虚拟化和经济空洞化、基层政权无钱办实事，不得不“眼睛朝上”完全等靠国家支持的尴尬态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是否坚强有力，能否承担起领导农业繁荣、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主心骨”的重大责任，关键就看集体经济力量的大小强弱。必须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引导与产权资本的机制创新，积极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的兴旺发达。让农村生产生活中众多具体的困难问题，特别是村内群众共同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等，都能够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旗帜下逐步地得到有效解决。集体组织的“钱袋”鼓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多了，发展生产的条件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宽了，“村两委”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率强了，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高了，农村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很多关系也就自然顺了。
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坚决打破过去的那种由政府大包大揽和自操自办、封闭性服务、垄断性操作，结果往往是成本高、效益低、政府吃了亏，群众不满意的传统格局，按照改革开放的原则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合理手段，构建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社会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帮助分散的个体农民解决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而且作为一根无形的纽带使众多农户融合成一个内在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能把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小而全”的封闭式篱笆墙拆开，促进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有力地支撑着农民通过农业本身来持续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必须强调：提升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虽然都是强化“统”的功能作用，但决不是否定原来的“分田到户”，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唱对台戏，也不是意味着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搞合作化运动那样要通过政府传统的行政手段把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规模集中，更不是依靠政策法规的强制力量逼迫农民重新回到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年代，而是在保持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的情况下，以自愿参加为原则，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等不同的合作经营为形式，以内在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活动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既是激发农村内部生机与活力，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内生型的发展道路以追求现代农业的可靠路径，也是承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新体制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有效载体。
服从和服务于“两个转变”的上述三项基础性建设工程，虽然各自处在相对独立的领域，但核心的功能作用却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就在于推动统一经营层面的改造升级，从本质上讲都是属于对农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改革调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并通过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敢斗胆地说，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纲举目张的力量。如果真正地把这三项工程建设抓好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缺陷将会得到有效的修补和完善，一直制约着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许多矛盾问题就必然会迎刃而解，包括国家正在加大力度推进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战略措施，也将拥有一个坚实的“焊接点”和高效的制度平台，长期以来一直困于沉闷局面的“三农”工作亦会随之全线突破、满盘皆活。
撕开“突破口”之后，这三项基础工程建设所产生的“转基因”效用能不能形成横向拓宽和纵深穿插的发展态势，从而对“三农”窘境爆发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解困变化，则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配合和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特别是要尽快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重新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意义。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主要原因在于“三农”工作基础差、矛盾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纵使倾注了大量心血亦往往难有明显成绩。加之农业现在占GDP的比重已越来越小，2008年仅为11%。在一些同志看来，“三农”只是一个被危言耸听而小题大作了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基本不再直接贡献财源，反而成了财政包袱。地方政府要保“吃饭”、促发展，钱从何来？当然得靠抓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了。所以，中央确立的“重中之重”的方针路线在前进中常常遭遇到歧途。为此，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即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这一点，可以说是“三农”工作能否胜利突围的思想保障。
二是不断创新农村工作的体制机制。统一思想与提高认识并不能保证就可以破解“三农”难题，推进改革发展。过去，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日理万机，不遇到重大麻烦的时候一般很少过问。分管的同志抓农村工作，往往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作为农村工作第一线的县（市）党委，由于各种原因也大多置农业为累赘，视工商为通途，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在工业经济与城市建设上。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彻底纠正“务商富、涉工肥、管农亏”的失衡状态，让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农村工作真正地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等方面予以必要的倾斜，不仅“一把手”要率先垂范，更要让分管的同志感到既有明确责任，又有强硬手段；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既有苦头亦有盼头，从而切实体现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新格局。
三是转换政府职能，改变领导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过去，政府既是无限责任政府，也是无限权力政府。大包大揽、自操自办，把一切社会事务包括农民在生产中种什么、种多少等本该农民说了算的事情都纳入“管治”目标体系之中。社区团体和经济组织甚至连村“两委”亦只是县乡政府的附属物和“应声虫”，他们对于生产生活的管理所应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直被政府以“为民作主”的执政方式所严重压抑。久而久之，也就逐步养成了一种无事靠政府、有事找政府的思想惰性和行为惰性。这种重政府“管治”轻社会“自治”的结果，不仅使得政府的管理成本大、效率低，而且吃亏不讨好，并导致整个农村社会如同一潭死水，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因此，要创造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亿万农民来办自己的事情。政府官员也要切实改变领导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老演驻村住队、入户帮扶的旧戏，干些筹钱派工、催种催收的勾当，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宣传发动和具体指导农民群众创建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所需要的高效优质服务上。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要紧密围绕农村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勇于带头搞试点、创成绩、出经验、开风气之先。
（注：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宋亚平教授在崇阳县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报告会上的讲稿））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及《百家讲坛》杂志官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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