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大学？

　　编者按：中国的知名大学近些年来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非常重视以优厚待遇从国内外引进优秀的师资，从而利用这些师资来提高学校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主要方式。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非常值得怀疑，因为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形成尊重人才与自由宽松的研究氛围，始终还是无法留住优秀人才，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育。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有灵魂有思想的有机整体，其发展不应该用一些硬性的指标来简单地衡量。即使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我相信以中国的举国体制与指标考核压力来实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也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大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必需致力于解决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教育思想问题、学术道德问题、教育质量与大学生失业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种教育资源无法合理有效地整合与利用的问题。

 

　　中国的领导人迫切希望中国拥有国际水准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方面这是为了给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全球教育界中赢得更多的尊重。1998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先生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随后几所名牌大学通过“985工程”获得了为期三年的专项拨款用于提高教育质量。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985工程”一期各获得财政拨款人民币18亿（合美元2.25亿），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则分别获得了人民币12亿元（合美元1.5亿）。这些经费是“211工程”专项补助之外增加的经费，“211工程”指的是中国努力去建设面向２１世纪的１００所左右的重点大学。“985工程”则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战略，即集中优势资源于少数几个在国际学界中最具成功潜质的大学上。当然，“985工程”也意味着中国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成100所国际一流的大学。

 

 

　　尽管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中国学者通常认为重要的是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尤其在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其它的一些标准与美国大学对于“世界一流”的期望相当，如更多的建筑、更多的出版物、最新的实验设备、著名教授以及永远充裕的资金。

 

　　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虑似乎更多的是模仿而非创新。在争取国际地位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名校将自己与牛津、耶鲁以及巴黎大学进行对比，即使它们缺乏西方大学所拥有的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此外，许多欧洲和北美的大学还享有令中国大学艳羡的财力。因此，即使是中国的名校，在学术的许多方面也很难与西方顶尖的大学进行直接的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尽管这一学术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学术研究。然而，当今中国学界很少有提到中国学者在某一研究领域内拥有比较优势。对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重视促使中国的教授们在科研方面去追赶西方研究的步伐；如果对人文与社会科学予以更多的关注则有可能会发挥中国的传统优势。中国可能有兴趣听到一种对世界一流大学新的定义——世界一流大学不只是对哈佛大学的模仿，而是中西合璧式的一种创新性融合。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许多大学的领导者都曾经做过论述。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先生曾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们能够在各自领域中在国际公认的顶级期刊上定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第三，培养的研究生能够在世界各地工作。

 

　　布朗大学的校长鲁斯·赛蒙斯在一篇名为《如何创建一流大学》的文章（发表于2003年1月18日的《南华早报》）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一流的大学体系必须植根于它所在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她还认为大学是帮助社会进一步深化具体目标的重要机构，强调美国大学质量的基石在于同行评审体系。这一体系的标准由该领域的领导者来设定，同时这些领导者本身也要接受其他人的挑战和评定。

 

　　展望未来，赛蒙斯继续指出：“大学提升学者从事原创性工作的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可以立即得到应用的。一流的大学不仅有益于它们所处的时代，而且还在为未来做准备。这就需要国家尽可能少地干预大学。国家的角色在于提供资源与广阔的空间，而让大学的领导者们自行去决定如何发展学术。”最后，她警告说：“教育永远不应该成为生产流水线。一旦它成为流水线，虽然可以生产出某一水平的产品，但是却培养不出使民主社会运转的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考者。”

 

　　第三种世界一流大学的描述见于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的利与弊》一文中（发表于2004年1-2月期 《学术界》）。他列举了一系列特征来作为分析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基准，包括：（1）卓越的学术研究；（2）优秀的师资队伍，大学为其提供稳定的工作、合适的收入与福利以及充足的实验设备；（3）学术自由和智力风暴的氛围；（4）追求知识的自由；（5）内部自治的重要措施；（6）持续的与充足的公共财政支持。

 

　　在上述的每一个定义中，这些学术领导者都提到了数量和质量的因素、智力探索与创新的思潮、关注大学为社会所带来的长期和短期贡献。然而，一个国际认可的学术氛围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形成，这要比中国的学者和政治领导者们愿意接受的时间更长。仅仅购买先进的实验设备或激励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并不能保证形成欧洲和美国大学几百年来所发展起来的学术氛围。许多中国的学术领导者们也承认了这一现实，他们认为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在中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促使人们思考在高等教育领域将西方学术传统移植到中国土壤的长期后果。这些改变是否会让中国的大学接受美国大学所特有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潮，包括这种思潮给学校所带来的各种挫败？西方的价值观又是否会流入更广泛的社会，并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的政府部门是否会允许那些促进西式学术自由的做法？中国学术界未来是否将继续从西方寻求卓越的标准？如果是，这是否可能意味着西方的教育标准与规范是更好的，而中国大学的标准与规范仍旧将是较差的？更极端地说，一旦中国的大学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中国大学不同于国际上其它同类大学的特点又是什么？

 

　　（作者Kathryn Mohrman 为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