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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村沉沦实录：钱就是一切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们村，低保成了权力这根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村书记想给谁就给谁。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回家还听说两件“人命不值钱”的事情。
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上给人算命，虽然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4.5万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五、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地说，就是对当官的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至可以鸡犬升天。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
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村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干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农村发展党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村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我家乡的村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他），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来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死，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六、土地和进城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租金300元/亩/年。
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修路占用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
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农民的束缚，成为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至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里，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们在向城市靠近，离农村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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