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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现在有三种资本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作秀
记者：目前种种的矛盾表明，9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增长主义的政经体制已经触及天花板。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重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郑永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显得很有理想，但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哪怕是一届政府做一件事。合法性基础关键要看怎么去找，光开放选举并不能说明合法，一开放选举，整个社会就乱了，合法性反而降低了。政府应该着手从正面做好一件事，比如说改革房地产市场，哪怕是花五年十年的时间，如果治理好了，合法性基础就不是现在这个程度。如果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好，这就是作秀。
记者：这是否是由政府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上一届政府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就换了下一届政府。
郑永年：中国政府的连续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党内对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党的内部大家都有共识了，就可以集中各方强大的力量来做，奥运会和世博这样的盛会都能办下来，对于如何改革却没有共识。共产党的两大武器，一是思想，二是组织。中国的组织已经相当强大，目前有将近八千万党员，所以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可是现在的思想路线都很保守。
记者：您怎样看待经济、政治改革的优先序列问题？
郑永年：在这个改革序列的问题上，可以先易后难。比如说，在制度建设上，先民主选举然后再开放。经济改革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先从农村改革，后从城市改革，然后在城市的改革方面，先不要动国企，先把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并不是说开放选举就叫政治改革了，制度建设包括很多方面。邓小平开始建设退休制度，要是还没有退休制度，造成的后果是几个皇帝要同朝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人们所说的“善治”吗？
郑永年：“善治”对于中国来讲一直是口号性质的。中国在这方面提不出概念，把西方提出的概念拿过来炒作。比如，西方已经提了很多年的good governance（善治），中国虽然提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governance越来越差。
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不仅仅是离全面小康很远，社会的现状是财富越来越流向一小部分人。仅仅是一些讨好百姓的政策并不能叫good governance，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要谈善治、要谈和谐社会就是纸上谈兵。结构性的改革非常重要，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了那么多了，上层建筑还是不变，两者肯定是脱节了。
记者：社会能否稳定很重要的就是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您认为应该怎样培养中产阶级？
郑永年：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培养，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调整就产生不了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基础还不够。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只要房价一提高，教育成本一提高，今天的中产阶级就变成明天的贫穷阶层了。西方的中产阶级比较稳固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欧洲对中产阶级就保护得比较好。好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加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社会财富，能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保护中产阶级的，那么需要社会主义来保护社会创造出的财富给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正在社会两级分化，就不能很好的保护中产阶级，两个主义一定要平衡。
现在中国走在两个极端上，左派要搞社会主义，但是右派说你们想回到贫穷社会主义吗？右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左派说你们把社会功能忘了吗？两个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好的社会结构。
记者：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形成善治的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从财政上来讲，九四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的钱不多，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改革。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分权是分类分权，并没有向社会分权，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土皇帝搞小专制，所以社会也需要权力，要考虑地方政府如何受到制约的问题，要靠宪政制约地方，地方制约中央。分权必须包含两种方式，既要分向地方，又要分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要发生作用，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
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亚洲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在亚洲以及国际上的话语权？
郑永年：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太多话语权，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亚洲，周围有着几十个国家，地缘政治非常复杂。但是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却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或者其他地方。当然非洲、欧洲也很重要，但是那不是重点，在外交重点上应该有个优先顺序。所以按照目前这个状况，中国在亚洲能崛起吗？所以在外交政策上，也要调整。对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可以多强调经贸关系，没必要把全部精力放在那里去。
但是中国在处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困难不代表可以忽视这个问题。中国总说远交近攻，这是回避矛盾的一种做法，如果近的关系处不好是对中国非常有害的。中国现在在亚洲和一个国家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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