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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现在有三种资本主义
西方媒体有独立的知识阶层
记者：您对中国媒体的看法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界，而且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媒体就是传达、解读信息的。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知识权力都是独立的，而中国的知识权力是依附于资本的，温家宝很多年前就在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 ，中国的知识阶层都在为资本和权力说话，但这也不能怪媒体。西方的媒体做得好是因为它们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记者：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呢？
郑永年：这是一大头疼问题。中国几千年来都有过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没有了。以前的信念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的做法是“五毛党”。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就无法实现文化崛起。
但是中国还是有一些学者被冠之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称号。丁学良说中国有五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中国一个经济学家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资本和权力说话，而另一部分拿西方的标准来评论中国的问题，但这个又不符合中国现实，这是个矛盾。
记者：为什么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还是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郑永年：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考验。世界上有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儒教文明，从广义上来说，基督教文明调整得比较好，穆斯林文明调整得比较差，中国的文明到现在还面临着挑战。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西方经历了工业跟商业文明。而中国的文明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古代的士不向权力屈服，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但是现在权力利用经济力量和商业力量来使知识分子屈服投降，这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挑战。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郑永年：对，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谈论，但是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提法。模式是需要一个漫长阶段能形成的，只有恒定不变的才能叫模式，但是中国的政策几年就一个变，如果说叫中国的政策模式或者改革模式还是可以的。我们倒是可以总结、研究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哪些模式传承下来了，哪些模式受到挑战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好坏两面。
记者：您认为制度改革比文化创新更重要的吗？
郑永年：文化和制度本来是一体两面，单独去改革文化肯定不行，文化是制度的产物，在同一个制度下生活久了自然就产生了文化。文化很抽象，制度是很具体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就一团糟，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新文化也没出来。必须反思一下，中国产生了什么新文化，并且传统文化也是不能抛弃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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