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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兴奋？
最近，有些中国人似乎又遇到了大喜事了。他们嚷嚷着，欢呼着，歌唱着，舞蹈着。正如古籍《诗·大序》上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兴奋症并不是个别人的兴奋，而是一种群体性的兴奋。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中国人言之、诗之、歌之、舞之、蹈之呢？是什么让他们兴奋不已呢？是不是因为中国进入太平盛世了，才让这些中国人如此兴高采烈？不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不过，连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有几千万人吃饭还有问题，不仅离小康很有距离，离盛世就更加遥远。是不是开始进行政治改革了，才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不是。温总理政治改革的誓言虽然声震寰宇，响彻云霄，但仍然还是一种墙上的图画，中国大陆还是决定“绝不搞那一套”。是不是今年国家的低保水平提高了几十元钱，让他们夜不能寐？似乎也不是。虽然加那么一点钱也是阳光的关怀，但它毕竟够不上物价的猛涨。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物价的发展更硬，硬得像当局某些亘古不变的特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中国人如此兴奋不已？是因为邻国日本“3·11”强烈地震。地震引起了海啸、引起了核电站泄漏。想不到，地震比摇头丸、海洛英的兴奋功能更大，引起这么多中国人一个个满面潮红，禁不住言之歌之舞之蹈之。据网上调查，输入热烈庆祝日本地震，得到456,000个结果，而“庆祝日本海啸”，则出现约 1百70万个结果。可见，对于日本的地震和海啸，感到难以言说的兴奋的、躁狂的人数，不下数百万。
世界上，恐怕难得有中国大陆的“民族”，才对于别国的大灾难表现得如此兴奋。
有的说，“要炸沉日本列岛”；有的说，“这下报应来了，（日本人）不得好死”；有的说，“震死他妈的小日本”；还有的说，“我希望下一个就是韩国。”更有的恶狠狠地咀咒说：“希望日本炸光，死绝，炸沉。”其兴奋雀跃之情，幸灾乐祸之心，跃然纸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别国的不幸抱着如此兴奋和幸福的感情。就这些中国人的心态而言，日本的这次地震，是他们这一辈子中间难得而难忘的幸福时光。
这一类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幸福，表现出许多次类似的兴奋。最近的那次大兴奋、大幸福是在2001年美国发生恐怖主义大爆炸。那一晚，一些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骤然升高，他们高声谈论，眉飞色舞，真可以说是兴高采烈，激动万分。有的人大声高叫，为什么他妈的炸的是双星大楼，不炸向白宫？有的人甚至饮起了酒，开起了宴会，把别人的倒霉当成了自己的节日。有的高级代表团正在访问美国，也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饮酒高歌。正当别人不幸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快乐。
可惜，当他们欢呼别人的灾难的时候，却正展示着自己的丑陋。
外国人的不幸，使有些中国人兴奋。自己同胞的不幸，也同样使他们兴奋。满清末年，慈禧太后号召义和团拳民“保清灭洋”，那时节，一队队拳民赤露着身体，挺突着肚子，一个个忙着喝符水，建神坛，兴奋得忘乎所以。毛泽东号召反右时，当一个个右派分子墜入地狱的时候，大批的中国人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每个人都成了批判家，演说家。一篇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像一把把利剑刺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民族精英，打倒了一个右派，个个兴奋得就像景阳岗上打死了老虎的武松。文化革命时期，中国人更像遇到了盛大的节日一样兴奋。文革初期，在刘邓领导下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人们兴奋地斗教授，抄家，打人，杀人，挖祖坟（大禹的庙，孔家的坟，包公的庙，岳飞的像，辛亥革命著名领袖黄兴的墓，等等，都被中华民族的这些后世子孙们刨了个痛快)，这些人兴奋得几乎不睡觉，日夜战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1979年，当要“教训教训”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邻邦越南的时候，中国人也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拍电影的忙着拍电影，唱歌的忙着唱歌，打仗的忙着打仗。到处是激情的呼声，到处是兴奋地涨红着的脸。只有现在，当死伤十几万青年取得的“胜利果实”又被当局送还时，才有人反思这样一场战争究竟有什么值得兴奋。……
这种病态，似乎是一种中国国民性的一种间歇性顽症。每过三年五载，就要爆发一次。这种病的暴发，需要别人的灾难和不幸的激发。别人的灾难越大，不幸越多，他们的兴奋度越高。这种病不仅不轻，而且源远流长，病程悠久。也许是因为它历史悠久，已经深入骨髓。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层结构中，似乎有一种劣根性。
喜欢看别人的不幸，几乎是中国一种平常的世态。远的不说，4百年前抗拒清兵保卫北京的袁崇焕被一刀一刀剐刑的时候，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北京人，许多人还用钱买他的肉吃，敲他的骨头吃里面的骨髓，一个个吃得有滋有味，扎扎有声；100多年前，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绑着押送菜市口的时候，大群的北京人跟着、围着、看着、笑着，准备看那寒光一闪、头颅落地、热血喷涌的动人景象。大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读书时，看到过中国人为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人抓住杀头，大群的中国人看着日本人杀间谍同胞的头的电影景头。这热闹的场面被拍成电影后，中国的留学生也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影中杀头的景象，甚至还高呼起来。现实场景的中国人为同胞的被杀欢呼着，看电影的中国留学生为同胞的被杀的电影镜头也欢呼着。目睹此情此景，鲁迅先生决定弃医从文。在举世无双的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湖南道县等地基干民兵、贫下中农成批成批地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时，革命群众们早早地拿了凳子去刑场等着观看杀人场面，生怕迟到了坐在后面看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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