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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公民社会，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就中国而言，对民众的称谓经历了由“臣民”到“人民”的发展过程。臣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最大的特点是依附于人，他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人民，这个概念在六十多年中被我们广泛使用，他是党文化的产物。随着国家文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现代社会必须过渡到公民阶段，只有步入公民阶段，国家的人文精神才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一
“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受命于君”（《为人者天》），在董仲舒所倡导的国家理论中，君王驾驭天下，非契约论所预设的那样，权力是来自天下人的委托，而是君权神授，所以君王就被称为“天子”。臣民，则是董仲舒国家思想中另一个重要概念，其别称很多，如“百姓”、“平民”等，此外，还有一些污蔑性的称呼，如“贱民”、“下民“等，按照传统文化的逻辑，他们命里注定受人管理，替人做事。
君民观念打上了天的旨意，就充满了神秘色彩，使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臣民无知无识，往往被欲望驱使而不自知，必须有君主约束、引导他们，消除其欲望、教化其心灵。客体化的臣民在被治的过程中，其生存状况直接反映君王的治世道德与成就，所以君临天下，就须顺应民心，“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如果把这种相互依存单方制约的君民关系，做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牧羊者与羊群的关系。牧羊者的权力来自上天，整个羊群是他的财产，由于羊群庞大，需要雇拥一批忠心耿耿的犬来相助；他应该明白：要爱护自己的羊群！如果羊群丧失，牧羊者就不成为其牧羊者。历史上，念“民贵君轻”经的牧羊犬们，与唱“君舟民水”调的主子一样，都是站在牧羊者的立场上，试图在利益永享的前提下，调解好与臣民的关系，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一种“牧羊策略”。
然而，专制制度的死穴是没办法修复的，把好人变成野兽，是这个制度最擅长的本领。一切权力归君王，就别指望仁慈的品德从这里成长，即使能有一时的高洁，绝非一世的高尚。权力至上，就会在傲慢中膨胀，这正如非洲大草原上的雄狮，头上长一撮鬃，就要独尊独霸。这种贪婪狂妄的本性，靠所谓的自律，无疑于与虎谋皮。中国历史上有好几百个皇帝，撕开面纱看看他们的嘴脸，一个个，从左数到右，从前数到后，既无赖又无耻，有几个像模像样的？即使被我们高歌一曲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劣迹也并非一件两件。他以善于纳谏闻名于世，可在贞观十年，魏征已发现他“渐恶直言”了；他很注重民生，开创贞观盛世，可一意孤行两征高丽，激化国内矛盾，得不偿失；他是君王节俭持政的典范，可仍耗费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于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更为严重的是干涉史官公正直书，在历史上起到很坏的影响。专制制度的另一个本领，是权力的威势能够做到无孔不入，这在有过贵族分权执政与神权统治的西方世界，闻所未闻。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君父权威与家族伦理教化环境下生活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陶然于伦理亲情，关注于人际关系，把对父之“孝”，对“君”之忠视为头等大事。权力的主宰者则通过君臣伦理渠道，直接干预臣民的生活，使自己的权利和威势渗透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有人说这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产物，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选择。我们尚且不管它从何而来，但这个家国一体的“和谐”制度，恰恰是专制文化连绵不休，兴旺发达的强大动力。
专制制度下的臣民，就是草原上为生存而历经千辛万苦的羚羊。贪婪狂妄的狮子，还有那助纣为虐的豹子、鬣狗，都张着血喷大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向这些弱小的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此一来，臣民要生存下去，常态的选项只能是忍气吞声，心甘情愿地屈从赫赫权势。这种强烈的依附性，就造成国民性格的严重缺陷，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人格，没有意志品质。长此以往，奴性就成为中国人最鲜明、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社会臣民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奴性，至于内向、消极、胆怯、忍受、谨慎、自卑等性格特征，都是由奴性演绎出来的。当然，在这一性格塑造过程中，奴化教育功不可没。“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让人完全丧失自我意识，成为信奉“跪拜哲学”的践行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国家的一切属于君王，那么君王的个人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就是国家的价值取向，至于臣民只配磕头、纳粮、服役，只配做蚁族，在麻木无知中自生自灭。这时候君王应该感到幸福了，居然有一群群如此愚弱的臣民，供他尽情地去蹂躏，难道还有比这更爽的事。给主子出谋划策的就是那些牧羊犬，你看，他是那样的忠诚卖力，又那样的无颜无面，喋喋不休反反复复地宣讲，长年累月，使“跪拜哲学”（或称“奴才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流淌于国民的血液中。发展到后来，居然有人在“万岁”的山呼海啸中，轻而易举地靠一本语录、一篇讲话之类的东西运作天下了，真是人间奇迹。
奴性怎能建立起权利意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统治者，一切像押宝一样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任何权利的诉求都只能是天方夜潭。当自己遭受不幸时，一方面诚恳地承认现状，另一方面又自作聪明地从虚无飘渺的天命理论中寻找精神的慰藉。鲁迅先生很厌恶这种自欺欺人的“妙法”，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这是多么深刻的见地啊！“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臣民在追求“坐稳了奴隶”的生活中，盼望“明君”甚至是“清天”横空出世，希望着，让繁重的赋税少一点，让来自方方面面的压榨轻一些。但现实的情况很不理想，君就别说了，而那些“父母官”，个个一副黑心肠，专以压制臣民为能事。很清楚，权力的任性与野性决定了臣民眼中的“清官”绝非专制国家所能产生，于是可怜巴巴的臣民就生出虚妄症来，通过舞台，把这份美好的幻想寄予虚幻的“清官”形象了，包青天、海青天等“清官”系列闪亮登场，被激动了的臣民就像我们今天坐在咖啡厅，倾心欣赏那悠扬动听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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