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

 

 

农村成了城市的垃圾填埋场

 

　　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建议：

 

　　一、农民仍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农奴，并未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最根本的是农民真正地彻底地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而艰苦斗争。万里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是“国家农奴”。我在2011年5月同一位农民谈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变化时，这位农民冷冷地回了一句：“除了‘包产到户’以外，现在和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他指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应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认定尊严、自由民主。公平等状况，农民并未完全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

 

　　——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知情权、监督权变为阵阵落实。河南农民李广华反映，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男干部全部包揽，包括妇女主任，而且35年不变。这位村干部从不公布账目，向上申请的项目经费也有他管，但又的扶贫、治黄项目补贴未分给群众；有的项目是空壳，上级检查养老院时，临时装假，媒体每人五元；检查养羊场时，借羊充数，每只每天五元。联名上诉，结果之八妇联主任交给儿媳干。领导答复，我们已经批评他了。国办。中办发文件，口头上要对遵纪守法，但是自哀全国孙庄只是一个孙庄吗？从一桶水可以看太阳。全国还有多少个孙庄式的乡村和小皇帝？

 

　　——结社自由的权利，农民没有。19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农民也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道：“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补充解释道：“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但是，党还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有时会有矛盾，所以，还应建立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应“看三年后再说。”过去20多年了，九亿农民仍旧没有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农会。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你们对耕地、宅基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bwi落实。1980年代深圳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名，你们转为居民，全部农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补偿按低标准，发给农民赴香港耕作许可证缓和不满。宁波征地，一亩耕地给农民补一万元，卖给开发商50万一亩。增值部分政府一般的60%，开发商得40%。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你们土地转为征收的土地，产权由集体所有改为国家所有，即当地政府实际所有，你们所得甚少。修京九线时，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住宅、耕地被征收，但迁入鲁谷村新居时给农民的证件为租赁证。现在你们要住房产权时，政府又要你们按几千元每平方米高价购置。此类做法诱发和比时你们威权的集体上访或出现群体事件，长期申诉无效后，无处申冤说理的农民可能采取报复社会、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极端行动，实质自我毁灭或同归于灭。对于上访事件中，土地问题占60%以上的高发趋势和斗争形式激烈化的变化，证明补遗暴力维稳，须从“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利益、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直奔重于治标。

 

二、农民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可能变成反社会的革命力量和阶级基础

 

　　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突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2亿农民进城，今后还可能再有2亿农民进城，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低工资、低社保、低人权、高污染的环境，将使人们感到1980年代的改革是“富民改革”，后20年的改革是“富官改革”，平民百姓未得实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同福利待遇，是使农民体会到自己是二等公民、非国民待遇，收入差距扩大化，相对贫困化。因此，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没有民工家庭居住的条件，又有不能出现“贫民窟”，消除“城中村”的政策，只有20%农民工带配偶进城，留下了80%青壮年农民工及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潜伏着性压抑与性犯罪、性工作者与性病、艾滋病高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随父母进城，从小生活学习、工作的移民第二代，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公平遭遇，可能从小产生对社会不满，甚至憎恨社会的非良性心态，成为烦扰各国也必将烦扰我国的移民第二代反抗社会的社会政治难题。将来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动乱的重要力量，有的专家担心，极左派可能认为这些农民工将是中国的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状况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悲惨，也更具有变革现实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从切身体会中理解与接收马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对走资派的理论，有可能成为支持极左派以经济口号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将使反社会力量占领和获得理论上正确、道义上高尚的政治制高点，成为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缓解农民工的严重问题。公安部有人认为，农民工户籍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对公安部门不是问题，而是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取得同等的公平待遇，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需要相应的财力投入，问题是政府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这笔必要的投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国民收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要相应地协调发展。过分热衷于GDP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的政绩观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全面地考虑“三农政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需求与承受能力。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人多财力弱，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位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部长、教授、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条件相近，并不是国家及经济发展成强有力的富国才稿高福利的，而是国力不强时瑞典就注意公平，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中国应学习早期的瑞典政策，不能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大部分官员和权贵的官二代和几代富起来的政策，而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民处于一代又一代相对贫困化的社会分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