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

 

　　九、城乡收入差距严重，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危险的社会矛盾，而且更危险的是今后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额绝对值将长期增大，而不是缩小。中央强调以人为本，农业为重中之重，农业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则农民收入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重要性提得不能更高了。但是，在农民收入的绝对值有所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值的差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延续这个不祥的发展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左右，考虑各种福利补贴的城乡差别，实际上为6:1或更高，台湾等地的专家认为，一个社会得以稳定的条件是，农民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70%以上，即0.7:1。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构成了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或显示的危险因素。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农产业收入，如1998年农民收入增量是72元，其中农业收入减少28元，非农产业收入增加100元；1999年分别是68元，-53元，101元；2000年是43元，-48元，91元，农民在微观上自力更生地以工补农、以商补农。

 

2008年农民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4626.9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额由209.8元增至11020.3元。而且由于基数大，即使增长速度一致（按7%计），这个绝对值的差额将持续扩大，到2015年预期扩大至18500元。不仅在“十二五”，而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村劳动力总量未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历史阶段，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将持续地大幅加大。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贫困化，将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对两极分化的实际更为敏感，这是诱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十、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略举几例，只为了说明，三农难题现在只是破题，中国农业的选择性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还在实践中学习。从农业看，没有形成说明中国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道路。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包产到户，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常态，回归中国井田制就开始实行、世界各国农民通用的经营形式。不必自卖自夸，过分宣扬。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不是由于我们比苏联干得更好，而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文革比他们干得更坏，特别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连计划经济都冲垮了，从火山口的最低处往上爬，当然成就更明显。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够指挥农业生产，比起苏联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只掌握一门工序的技术（如挤奶、开拖拉机等）的年青苏联农民，不懂农业，难以独立掌握家庭农场的生产，中国农民能发挥包产到户的政策威力。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能够忍耐，可承受巨大压力，能比较过去，忆苦思甜，宽容地等待。但是，如果失去了必要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上诉、上访、个体或群体闹事，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历史是官逼民反、农民才起义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的暴民造反成为新暴君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十字路口，正视、分析、处理、缓解上述的三农难题，才能避免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局面。要认真思考邓小平1990年7月3日的重要讲话：“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17页》】邓小平指出的“九亿多人就要革命”的九亿多人，应当是指的中国农民。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的。现在，面临的是又一场悄然兴起的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因为，原来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才得到支持和拥护。而近几十年共产党不断折腾农民，剥夺农民的利益，必然遭到抵抗。

 

　　上访、信访与群体事件中农民占成员70%，土地问题又占案件的60-70%，这是农民忍无可忍的由愤怒到报复的信号。如果当权者以暴力维稳，压制上访，认为“越级上访是犯罪行为”，而农民的正义的愤怒和怨气无处申诉、发泄，高压蒸汽不能通过减压阀外泄，那末不理性的暴力事件与群体事件抗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语录“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甚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有可能重新点燃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火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异化为革命农民的正义口号，从国家农奴变为党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恐吓，江西农民对政府的爆炸声已经响了。因此，在高唱农业成就辉煌的“红歌”时，应清醒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风险、隐患与危机；在歌颂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应看到伟大中的渺小面，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红歌”有可能呼唤起“红色风暴”、“红色农会”、“红军”和“红色革命”。现代化的前程是新的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需要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