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真相

 

 

1961年4月14日上午，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下午，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刘少奇在开场白中说：今天还是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六十条”那样多，一条一条记不清楚，也还有几个问题的意见。你们不是对几个问题的意见很多吗？一个是食堂问题，一个是供给制问题，还有一个是粮食问题，恐怕还有一个房子问题。随便讲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

 

为了打消生产队干部的顾虑，刘少奇首先就食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总而言之要办好就是，办得不好个人回家煮饭，何必办呢，要办得比在家煮饭还好一些才办。

 

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我们食堂现在有一个十分底分的主劳力种菜，一个八分底分的主劳力砍柴，如果办小食堂或不办食堂，这两个主劳力就可以抽出来下田。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其他生产队干部也大多认为食堂应该办下去。

 

听罢生产队干部们的发言，刘少奇说：“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这么多，不切合实际。还有一条，食堂占菜地多。还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发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这也是真的。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曾几何时，刘少奇本人也曾是公共食堂的积极倡导者。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公共食堂办了几年后，把一些没有多少劳动力的妇女、老人“解放”出来，却占用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把农民捆绑在一起吃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当年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罢，倡导办食堂，搞供给制，其实都是想让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可是，搞了三年的“大跃进”，结果老百姓反倒生活更困难，这是他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感到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但食堂办起来之后，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宣传，庐山会议后更是上升到“社会主义阵地”，要求全力巩固。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为此作了不少的指示，发了不少的文件。年前出台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中，还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就是刚刚出台的农业“六十条”草案，也明确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因此，对于天华大队的干部们来说，在食堂问题上一时还难以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座谈完食堂问题，话题转移到供给制上。刘少奇问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们：供给制要不要？要，又要多少？

 

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一样，人民公社化以来也是被上上下下所看好，将之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虽然供给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但这一制度却一直不敢放弃，只是要求供给的比重不能过高。因此，在“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在公社的分配中，工资部分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

 

对于供给制问题，参加座谈的生产队干部们说，供给制还是要。不要，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不能解决。但能做一点事的，要给他评一点基本劳动日。只有真正不能做事的，才全部供给。

 

刘少奇表示，供给制恐怕还是要一点，但供给部分不宜多。中央条例上规定了，供给部分至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只能少，不能多，少了有利。百分之二十可以，百分之十几可以，百分之十五也可以，这对生产有利，但困难户的问题要解决。可以把公益金提高一点，提高到百分之一二，特殊困难的户，从公益金中解决。

 

找社员座谈：“从前政策上有问题。”

 

通过两天的座谈会，刘少奇感到，天华大队干部们的头脑仍被“左”的东西束缚着。同时，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也使他们心有余悸。刘少奇决定亲自去食堂看一看，并找社员进行座谈。

 

４月15日上午，刘少奇察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的生产，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助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刘少奇对社员们说，今天请你们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看一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一点，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也不辩论，放开讲。总而言之，把事情搞好，（对）大家好。

 

刘少奇接着说：听说你们对食堂有意见，意见很多。此外还对供给制有意见，对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房子有意见，还有其他意见。大概意见最多的是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子。这几年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不是一点成绩没有。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也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有这么多缺点，不好的事情，你们讲一讲。当然，好处还是有一点，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了。

 

座谈开始时，社员既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而是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意思是现在生活不如以前，但就是不讲食堂不好。

 

社员彭佩芝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彭玉鸿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对于供给制，有的社员说，供给制一点不要也不行，但要少一点，如少到百分之二十。有的说，这两年供给制吃坏了人，建议把供给制停一年再看看，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从公益金里解决。

 

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刘少奇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住在一起，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就是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没有前几年好。以前喂了猪，有肉吃，有油吃；喂了鸡，有蛋吃；塘里养了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不生活就低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这是肯定的嘛！没有什么假的，这是事实。”

 

他接着说：“从前政策上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倒三七，于是许多人坐大船，怕懒得（无所谓），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晓得你们的房子拆了，自留地收了，官僚主义。‘共产风’刮了一次，中央讲了一次，以为纠正了，不知道还在刮。为什么不知道，还不是官僚主义？至于有些人坐大船，不积极，那是制度问题，搞一种办法，他就积极了。只搞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几的供给制，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按劳分配，这样工分就值钱了，大家就积极了。”

 

座谈会结束时，刘少奇说：“不要悲观，只要把办法搞好，我相信可以搞好。”这时，一个社员说：“以前下面向上面捏了白（说了假话之意）。”刘少奇说：“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下面，中央也有责任。下面捏了白，你为什么相信呢？”

 

出席大队党总支会议：“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天华做了初步的调查之后，刘少奇感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４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在会上说：“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食堂，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也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开始的时候说不办的人还没有，以后我讲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他们说优点也有，缺点也有。……小队干部的心理，我看得出来，恐怕是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据说有人坚决主张不办，不过我觉得他还没有讲，他还有顾虑。”

 

刘少奇又说：“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哩！”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对天华大队的干部说：“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要坚持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人家要散，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维持不下去。由社员决定。是他们的事情嘛，由他们决定嘛。”

 

“现在就是加入食堂一定要自愿，自愿才能办好。你把他捆到一起，他就懒得搞，而且闲话很多。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办食堂的时候不是自愿的，并不怎么自愿。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在食堂里面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