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扭曲的家庭和亲情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

 

　　炮轰爸爸，火烧妈妈，

　　全家改组，我来当家。

 

　　这首戏谑性的童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普遍受到这场“大革命”冲击的现实。不过，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简单的童谣所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更加严峻，更加残酷。

 

　　“第一家庭”破裂的典型意义

 

　　1966年的最后一天，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出版了一期不同寻常的专刊：全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这篇文章诚恳地表示要同父亲刘少奇、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站到革命群众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文中详细揭发了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黑指示”。

 

　　刘涛在大字报中写道：“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要是你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限，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刘少奇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刘少奇向女儿宣布“你也可以不回家了”，特别是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都表明了中国国家元首这个“第一家庭”在文革风暴中的悲剧性破裂。这一事件典型地宣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家庭关系也可以成为罪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这都是被民主革命结束了的皇权专制时代的产物，然而，在“新社会”却并没有“一去不复返”，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得到了“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在文革初期，以“红五类”自诩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提出了“血统论”，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狗熊”，这类明显反动的论调却披着“最革命”的外衣而一度甚嚣尘上。甚至在这个论调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报告里严厉批判为“反动的血统论”后，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不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无论是在辩论会还是批判会上发言，上台后都得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若是出身“不好”，多半就会被轰下台去，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后来知识青年下乡，许多学生意外发现，一些农村竟把地主、富农子女干脆就视为地主、富农，当作“黑五类”实行“群众专政”。

 

　　著名学者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一文中回忆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批斗会。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等“黑帮”被先后揪上台示众后，大会主持者点到了她的名字。她被迫上台，按例要站到广播话筒前自报“罪名”，但她不知自己该报什么罪名，就报了个当时流行的可以囊括一切罪名的“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但大会主持者却不以为然，叫她看看给她戴的纸糊“高帽子”上写的什么罪名，她取下来一看，才知道给自己定的罪名是“冯友兰的女儿”。她回忆说：“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宗璞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81页）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由于她与父亲同处一系，她的压力也很大，承受含沙射影的辱骂已是家常便饭，更难应付的是人们逼她揭发父亲。“当时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了解，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反动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学马列主义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是蒙混过关……为此，我承受了许多大字报，连我身体虚弱也成了污骂对象。同寝室人甚至将墨汁泼到我的被褥、蚊帐上……”后来，她回到家里，童书业为了不让女儿因写不出揭发自己的大字报而遭受打击，竟提出要代女儿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童教英回忆及此，无限感慨地说：“父亲对我的关爱我永志难忘。但父亲直到此时还那么天真，却使原本天真的我也深感惊讶。”（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页）后世的人们，恐怕再难以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竟要以代替女儿写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来体现！

 

　　父母成了批斗对象，可以成为子女的罪名，丈夫成了批斗对象，就更是妻子不容置疑的罪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被揪出打倒的“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人，其妻子不管是否“当权派”或有无所谓的“罪行”，通常都会被加上个“臭婆娘”、“臭妖婆”之类罪名，这几乎成了惯例。这是特有的“家庭关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