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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施政理念与邓小平究竟有何核心冲突？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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