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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施政理念与邓小平究竟有何核心冲突？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文章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作者：叶永烈，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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