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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肃反运动扩大化留下的惨痛教训
在潘汉年事发的同时，对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批判步步升级。两个月内，胡风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再升为“反党集团”，最后定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3月中共中央的指示还说：“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可是两个月后，对胡风属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就当做政治斗争，胡风和路翎、绿原、阿垅、芦甸、张中晓、欧阳庄、牛汉等大批作家都被钦定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1955年5、6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5000多字的20个按语。之后又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了3700字的序言和按语，断定：“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刚刚见报，胡风就被逮捕；一大批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进步作家也被投入监狱。1965年胡风被判处14年徒刑，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他还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于是，一场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在1955年夏天两个多月内，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央机关、军队系统和北京、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肃反报告20多件，这些报告的中心内容都是“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这个估计过分夸大了当时的敌情。存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洛阳拖拉机厂48名J：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中，有13人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肃反运动后期各单位落实政策的结果证明，原来当反革命打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
在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红军时期的反AB团，抗日战争时期的“肃托”和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都出现过宁左勿右思想导致的错误。1955年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又是反对右倾，批判“宁右勿左”，实际上还是“宁左勿右”。潘汉年、胡风两案，就是“宁左勿右”思想造成的恶果。这两个冤假错案，都是违背宪法和法律，不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由个人说了算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个人说了算类似于私设公堂”，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两大冤假错案，引发和直接影响了全国的肃反运动，因而在肃反运动中，也就难免不重复类似的错误。
百分之五的指标，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又说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各单位就把百分之五当做一种指标。一个100人的单位，如果打不出5个反革命分子，就是完不成任务，就被认为是右倾，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政治运动中作计划、定指标，并非从肃反运动开始，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中，就有限定在多少时间内杀多少人的计划指标；“三反”运动中更有打“老虎”的指标。1952年1月24日，毛泽东就指示过：“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战争年代下达歼敌数量指标，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强弱，战场条件和态势的优劣，和几十年作战的经验等多种因素提出的。把这种方法用于和平时期抓反革命、打“老虎”，自然缺乏科学性。因为这比在战场上两军作战复杂得多。和平时期无论政治上的反革命，还是经济上的贪污犯，都是隐蔽的，而且各地情况又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指标。1955年和1956年参加内部肃反运动的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共有1430万人，如要按百分之五计算，就要打出71万个反革命分子，这还不包括社会上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指标是脱离实际的，缺乏科学依据的。1955年7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肃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反映过“对可否逮捕的限界不清，因而在将要进人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这种百分之五的指标，不仅在肃反运动中，而且在后来的“反右”等政治运动中继续使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政策界限不清，冤枉了许多好人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是肃反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为了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冤枉了许许多多好人，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界限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2月曾公布过《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什么人可以定为反革命分子，界限一直不很清楚。1979年7月修订刑法时，对反革命罪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界定，但执行起来仍有很多困难，所以1997年修订《刑法》时，把难以具体界定的反革命罪取消了，改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
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认定反革命分子，像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随意性很大。在书信或日记中找到几句错误的话，或者并无错误而是被曲解的话，就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反胡风中出现的搜查书信，逼交日记；没有根据，大胆怀疑；大会批判，小会硬逼；为了上纲，断章取义的做法，成为肃反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批判胡风的按语，成为肃反运动中斗争“反革命分子”经常使用的有力武器。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向全国人民公布过对待反革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对俘虏更有“缴枪不杀”的政策。但是在肃反运动中，违背这一政策方针的，并非个别现象。有些起义的军官，或被俘虏的军官，吸收在我们的军校中任教，本应属于“立功受奖”或“胁从不问”的。解放后又没有发现新的罪行，在肃反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斗争，被关押，有的甚至被枪毙。
有些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有的人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并未参加什么活动，而且早有交代，肃反中又当成严重问题穷追不舍，甚至逼出人命。因此而背上政治包袱，几十年不得解脱的，更是难以数计。古时，当袁绍大军压境，曹操危在旦夕时，有些曹营中的人与袁绍暗通书信，曹操获胜后，毅然将缴获的这些书信付之一炬，为后人所称道。我们共产党人，在取得胜利、夺得政权后，应当比曹操有更宽广的气度和胸怀。然而，在肃反中，只根据一个人的错误推断，就能制造出潘汉年、胡风这样的冤假错案，以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绝不应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少数的个别现象。
1957年的“反右派”和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革”，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正因为对历史上的反AB团、抢救运动、肃托和肃反中的错误，一直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检查和总结，没有认真吸取这些沉痛的教训，才酿成十年“文革”那样惨痛的灾难。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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