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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镇反运动:让造谣者从肉体上消失

作者:凡 歌 来源:《看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风传“割蛋”谣言,称“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这则今天看来荒谬不经的谣言,当年却令许多人心寒胆战,在河北蔚县,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
 
 
  1950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红色政权很快被卷入各种谣言的围攻之中,并且在这场舆论战中巩固了自己。由此,旧的迷信被一种新的信仰所取代。
 
  “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
 
  “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得早。”
 
  “蒋经国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
 
  “世界四十二个国家打苏联和中国。”
 
  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南、浙江、山东、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谣言迅速流传,听到这些消息人们莫辩真假。
 
  1950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开端,也正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
 
  “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
 
  “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产党也长不了。”“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个消息居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
 
  石狮流泪不容易看到,但鼓楼冒不冒烟,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袁光屿便和同学一起跑到鼓楼大街去看,那里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见两个兽头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浓的黑烟。那黑烟并不立即向高空扩展,而是始终停留和弥漫在兽头上空久久不散。我们回到家以后自然对家长和邻居大说特说,弄得街坊四邻在第二天也纷纷跑去参观这个‘千古奇观’” 。
 
  不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一时间鼓楼人满为患。时值北京准备举办第一次建国大庆,上下正在忙碌之际,这一谣言自然引起了高层关注。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的刘坚夫受命调查此事。鼓楼高100多米,刘坚夫先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爬到鼓楼顶上去。但当时消防队所用云梯根本够不着鼓楼的顶部,传统建筑固有的飞檐也让消防员无技可施。刘坚夫随即又想到去找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是短时间却也没人敢接这活儿。
 
  谣言越传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
 
  “京市鼓楼顶上两角,近几日来,每日下午六时左右,有形似浓烟一缕,萦绕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观看。因未能了解事实真象(相),纷纷揣测,以为楼顶冒烟。该管区公安局为彻底了解事实真象(相),于十五日派工人架设木架至楼顶,于当日晚六时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馆工作同志等,前往观察。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同志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楼顶,发现是很多小飞虫飞聚不散。当时即用白布罩捕捉此类飞虫甚多。楼下围观市民目睹此情况,疑团顿释,皆报以热烈掌声。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称:此系一种蚊虫,生长在潮温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刹海飞来。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此种蚊虫的详情。”
 
  看热闹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屿仍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谜底虽然已经得到,但究竟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准时起飞,至少我到目前还没有理解。”
 
  当时的《人民日报》尚无后来一言九鼎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以中共中央党报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刊登一则社会新闻,足以说明此事之严重性。事实上,共产党高层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上谣言四布的这一乱象。
 
  当时的报道通篇没有提及谣言之传播,但是冒烟之传言不攻自破。
 
谣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谣言事实上在全国到处流传,“鼓楼冒烟”只是众多谣言中的一则。
 
  此时尽管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也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社会上仍然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仍然相当混乱,而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让经济起伏不定,物价上下翻飞。
 
  初创时期的共和国,面临着新的考验。谣言的出现并非偶然,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在没有现代技术传播手段的时代,最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灾流行之时,往往也是谣言横行之际,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四处扩散。
 
  1950年最初的三个月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启程前往苏联,去寻求帮助与结盟。谈判时间相当漫长,双方因为荣誉与实惠争执不下,以至于美国有媒体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
 
  连外国人都这么怀疑,毛泽东的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更多的谣传。甘肃省兰州市就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有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辟谣的办法是,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的一个联欢会,西方的报纸赶紧报道了这位神秘首领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谣言不止于此,据研究者侯松涛统计,这一年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谣言。
 
  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只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风传“割蛋”谣言,称“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这则今天看来荒谬不经的谣言,当年却令许多人心寒胆战,在河北蔚县,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由“割蛋”谣言造成的恐怖氛围,从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续到9月末。
 
  事实上,有些谣言的确反映了民众的心理,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
 
  1950年的谣言大都在这“四怕”的范围之内,学者侯松涛认为,其时的谣言大概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种是关于台湾及东北形势问题;第二种则是关于朝鲜战争形势问题;第三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第四种是关于原子弹和和平签名问题;第五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谣言。
 
  这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一传十,十变百,百变千,变异出无数不同的谣言。
 
  新政权最初无暇顾及辟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这一年仍把目光锁定在农村,他说,我们要过“两关”,一是战争关,一是土地改革关。其时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叛乱,特务的破坏。而在农村,涉及数亿人的土改工作刚刚开始,那些命运即将被改变的人们对前途并不乐观。所以毛泽东此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声称:“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败退台湾,但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攻心战仍然在底层民众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国民党除了在电台上做反共宣传,更利用空军优势,不断地空投、气球空飘传单及食品衣物,邮寄、夹寄所谓“谋略心战”函件和宣传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经常收到这样的“大礼包”,这自然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一些传单甚至就此成为谣言的开端。
 
如是种种,加之民众对美国原子弹的畏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悲观心态,甚至对共产党政权能否持久的怀疑态度,使得谣言有了更多的温床得以四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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