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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为何突然中断？
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又一次默许沈诚成为其探听大陆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此时的沈诚只是肩负着了解大陆对台的政策、动态的使命。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能共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台北消息：蒋经国同意对等谈判
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3月14日，杨尚昆接见沈诚时询问蒋经国对“国是建议备忘录”的反应。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略约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对此，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在这次会谈中，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1）中央层次；（2）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慧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
沈诚对杨尚昆提出的和谈原则很满意，当晚便通过香港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
箭已上弦：中共高层发给蒋经国的一封密信
尽管蒋经国同意两党谈判，但他对中国共产党仍抱有极强的戒心。蒋经国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重的教训，所以1949年以后绝不再与中共和谈。”国民党拒绝和平统一谈判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他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大陆大，台湾小，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当局，中共主导谈判，谈判的结果将是台湾被中共统一掉。因此，蒋经国及国民党内不少人都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在答复同意两党谈判的同时表示“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立即将此消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邓小平的回答，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两党谈判。密函内容如下：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
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并向沈诚表示“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动作。”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世纪之憾：国共和谈的正式代表即将派出
1987年9月，沈诚又一次赴台北，探视久病不愈的蒋经国。病榻之上，蒋经国告诫沈诚：“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沈诚乘机建议蒋经国给中共方面捎个信，然后再作具体规划。蒋经国摇手拒绝：“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并向沈诚透露自己正在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就在国民党方面的国共和谈正式代表即将派出之时，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恶化，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这个子承父业的台岛政治强人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两岸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设想也因此未实现。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把深深的遗憾留在了这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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