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中国共产党究竟诞生于何时？

作者：徐焰来源：《学习时报》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1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一大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宣告党的建立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化名“马林”的荷兰籍代表，取道欧洲抵达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俄籍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并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应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党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马上写信征询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的意见，获得同意后便写信给各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此刻，陈独秀在广州兼任着广东大学预备科校长，正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李大钊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兼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正领导北京市内的教职员的“索薪斗争”。于是，陈独秀指派包惠僧作他的代表，北京的共产党小组经李大钊委托和开会研究，最后决定让张国焘、刘仁静作为代表前往。

　　笔者 1982年曾采访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据这位一大时最年轻的代表说，他行前只听说前往上海开会，并未想到会议后来会有那样重要的历史意义。

　　到上海出席会议的 12名各地派出的代表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此外，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也到会，因此中共一大代表也有 13人一说。他们于7月间在上海秘密聚集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名长着洋面孔的人马林、尼科尔斯基为掩护身份，对外声称是来华考察的教授，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问题。会址由上海代表李汉俊提供，利用他哥哥在法国租界内的寓所“李公馆”。

　　通知发起一大的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却特别愿意出风头，开会时坐到主席位置上并掌管了会务费。据当事者回忆，张国焘并没有主见，“惟马林马首是瞻”，实际形成国际代表主持会议。据 1929年张国焘在莫斯科讲党史时回忆，毛泽东在一大会上担任秘书长，主管文件等事。这位在湖南领导过建立“新民学会”、主办过刊物和当过小学校长的“润之先生”，从一开始便显示了不尚空谈而重实干的组织才能。

　　一大开会时没有做记录，只有名为国际代表、实为苏俄情报部门人员的尼科尔斯基回国后提交了会议内容的详细报告。会议开始时，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召开七天后，一个陌生人（解放后查明是华人探长程子卿）突然闯进屋子，扫视一圈后自称找错了地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马上宣布散会并要大家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籍警官率巡捕包围了会场并闯进搜查。李达后来感叹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留在屋内的李汉俊、陈公博声称刚才只是外国教授来做学术讨论，巡捕警告了一番学术思想不可“过激”后，便悻悻而去。后来知道，因马林在欧洲曾经以“赤色分子”身份被捕过，记录已通知国际上许多口岸，他来华后即受租界监视，才有这次险遇。

　　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一致认为不能在上海开会，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这样易于隐蔽。于是，代表们于次日晨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未去，看守原址的李汉俊和受到虚惊的陈公博也未前往。

　　在嘉兴南湖上的会议只开了一个白天，11名代表讨论并通过了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最后选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傍晚时分，会议在代表们低声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闭幕，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次为期8天的代表会议正式诞生。

　　解放后找到一大会址，1980年认定会议时间

　　建党后经过28年奋斗，1949年迎来了上海解放，不久中共中央便提出要寻找一大会址作为纪念。由于原来的房主、一大代表李汉俊已于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上海街区在几十年间变化也很大，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也记忆模糊，认定当年的会址已感到困难。

　　解放之初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他为寻找一大会址专门指定了工作组。考虑到后来脱党又当了汉奸的周佛海夫妇都到过开会地点，于是陈毅决定把被关押的周妻杨淑慧释放出来，让她帮助寻找陪同丈夫至一大会场时去过的房子。此人凭着记忆，在街上转了好多天，认出了当年的“李公馆”。工作组又找到布置过会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印证杨淑慧的指认，终于认定了一大的会址确为那所石库门建筑，从此将此处作为革命纪念地。

　　会址找到后，历史当事者对一大召开日期却长期回忆不清楚。解放初期，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会议便在放假后不久召开，当在 7月下旬。对 1957年苏共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党史研究者又长期未能接触到，国内的史书便继续沿用“七一”的说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领域打破僵化状态开展了全面科研。1979年在中央党校集中了一批史学工作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成立了小组，负责考证一大的具体情况。研究人员根据与会代表及其家属回忆，再查看苏联移交来的档案，认定确在7月下旬，不过档案中对一大召开日期的说法却存在着差异。其中有两份材料说是7月23日：一是一大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牺牲）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二是当时的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这二人说法应最为可信，不过需要国内材料佐证。

　　综合当事人回忆和国际代表的报告，都称会议在上海开了8天。最后一天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证实会议的召开日。研究人员查找报纸，在1921年8月初的《申报》上发现了“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系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前推8天正是7月23日，这就印证出这一天确是一大开会日，而结束日期则是8月1日。

　　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于 1980年上报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大加称赞，中央书记处还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考虑到几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确定“七一”为“纪念日”，中央最后决定还是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

　　历史从来是今天的一面镜子，以求实的态度对待以往的事件，才能培养现实工作中的科学态度。通过对中共一大历史情况的查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进步，也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今天的人们纪念“七一”时，了解这一日期的考证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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