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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唱红歌”：中国特色政治宣教的兴衰
偏爱“宣讲”的帝国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恢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宣讲”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被当做了政府救命的稻草。但实际上，这根稻草救不了大清国。
代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要在直隶境内大搞宣讲——大力恢复宣传《圣谕广训》的“宣讲所”。
这是他在不到两年的代理期内，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就是出兵朝鲜平定 “壬午兵变”，挫败了日本的图谋。
这两件事情，都令朝野刮目相看。
这是1882年。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病故，回乡守丧，由他的同乡兼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
两广总督虽然也是封疆大吏、“南天王”，却毕竟与作为“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难以比肩。直隶总督身兼北洋大臣，名为地方官，实际上已是国家领导人。尽管只是短期代理，毕竟也体现了中央对张树声的信任和器重。
于是，从风气极为开放的广州，来到有着浓郁政治氛围的京畿重地天津，张树声居然发现了天津“俗尚浮华”，“非教化不可”。一道要求大搞宣讲的指示，就在1883年的春夏之交，贴上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宣讲”重来
张代总督的告示，开宗明义地指出：“为政首重训民，善俗莫先兴教。”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在天津及整个直隶，“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严重的问题，“津郡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民多嚣悍，动辄斗争，俗尚浮华，鲜至节俭，尤非教化不可。” 这种批评，似乎丝毫没有顾及因此可能给老领导李鸿章带来的尴尬。
当然，张树声还是肯定了天津最初是比较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光绪四年（1878年），原任天津县王令炳燮（即县令王炳燮），议禀举行乡甲，宣讲《圣谕广训》，业经李阁爵部堂（即李鸿章）批饬照办。”“乡甲”，就是所谓的“乡甲局”，李鸿章在天津专门设立的向百姓宣讲《圣谕广训》的机构。根据张寿《津门杂记》的记载，王炳燮经李鸿章批准建立乡甲局后，印刷发行《圣谕广训直解》、《圣谕广训十六条》等书，还制定了“乡甲约”二十条，在庵观祠宇进行宣讲。
但是，几年下来，这项重要举措却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张树声在告示中说：“近来讲者颇少恳切之心，听者难动信从之念”。按照这一说法，“宣讲”没能搞好，主要是因为“讲者”缺乏恳切，没有从心灵深处去讴歌和讲解，导致了人民群众难以“信从”。
其实，这并非天津及直隶一地的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普遍问题，“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
早在光绪皇帝登基伊始（1874年），御史陈彝就给中央写了一份痛心疾首的报告，认为全国上下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疏忽，正是导致种种问题的根源。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加强“讲约”（宣讲圣谕）和“礼教”（规范婚礼、祭礼之类）两种办法，人民群众首先要知礼、才能守法，才不至于“寡廉鲜耻”。
新皇登基三把火，对于这种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建议，自然是要采纳的。于是，中央立即指示：“令实力奉行，稗得家喻户晓”。
兼具教育部和宣传部功能的礼部，行动十分迅速，从《会典》、《通礼》等经典文献中，挑选出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婚丧冠服等事宜，编成《官民婚丧冠服规条》，“刊布通行，以资法守”。文件一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种完全形式主义的号召，虽然“纤细靡遗”，却毫无实效。次年，御史梅启熙再度弹劾后，中央也是无奈，在文件中坦承：“宣讲《圣谕广训》，巨典昭重，自应认真举办。乃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要求各地官员“实力奉行，并著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毋得有名无实。”
到了下一年，国子监官员宝廷又报告说：“近来地方官往往视宣讲《圣谕广训》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问题依旧。
其实，御史们的着急并不完全是矫情做作。
乾隆、嘉庆两朝，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风气却是日趋奢靡。一方面是官场上贪贿成风、胡吃海喝、铺张浪费；另一方面，民间也在消费上争相攀比，连红白喜事都“斗美争妍”，“各列集宾朋以饮食征逐相炫耀，一二月之耗费可抵数中人之产业”，以至于这些礼节成为民间的巨大负担。
好日子不久就终结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回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
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圣谕宣讲（“讲约”）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也被当做了救命的稻草。咸丰皇帝敦促地方官员要每月下乡宣讲《圣谕广训》，希望“精神武器”能够挡住内忧外患。到同治即位后，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集体，在继续大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恢复“朔望（初一、十五）宣讲”。
部分地方官员，从太平天国暴动的废墟中，看到了严峻的危机，认为只有加强全民的政治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根源。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在刚刚收复的江苏当上布政使，就向所属州县各发30本《圣谕广训直解》，指望在“创巨痛深之后，尤易激发天良”，教育民众“名教中有乐境，处顺安常，毋求淫福”。
当张树声在直隶重倡“搞宣讲”时，太平天国的硝烟已经散去了20年。20年的和平发展及改革开放，令大清国重新进入了物欲至上的拜金时代，而除了“搞宣讲”之外，官方似乎也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办法。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天津及直隶各地又开始传出久违的“宣讲”声。
朱元璋创意
圣谕“搞宣讲”，并非大清国的产物，其根源甚至可以上推到遥远的周朝。那时的政府，就经常组织群众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评选和表彰村里的好人好事，只是十分松散，类似乡村俱乐部的周末休闲。
将这种休闲活动转变为公权力强制推行的群众运动，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皇帝坐定江山后，一手拿着大棒，制定了严酷的《大诰》，其刑罚之多、之细、之惨烈，亘古罕见；另一手则拿着胡萝卜，制定了六条最高指示（《六谕》），要教化天下。这两手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明刑弼教”。朱元璋的《六谕》，成为他为全国人民确立的行为准则：“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细节决定成败，为了推行大棒和胡萝卜，朱元璋大抓落实，建立起了宣讲制度，主要内容就是《大诰》和《六谕》。
宣讲制度的主体，是《礼记》中倡导的古老礼仪“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在中央的强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国各乡村都要举行“乡饮酒礼”，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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