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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同意战后投票解决外蒙古问题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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