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义”幽灵：为何日本与达赖最感兴趣？

 

 

核心提示：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一个幽灵，泛蒙古主义的幽灵，在西伯利亚地区徘徊。它的现实危害，虽不如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害明显，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视。历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国家爆发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兴风作浪；同样，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都伴随着“泛蒙”幽灵的复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剂——作为蒙古语族精神纽带的藏传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夏天，在俄罗斯三个佛教徒集中的共和国的一再申请下，俄外交部最终同意向达赖喇嘛签发入境签证，使后者得以于当年11月底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2006年8月，达赖喇嘛又访问了蒙古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七次访问蒙古。可以想见，在2008年先后窜访过德英等国并计划8月访法之后，达赖还会谋求对俄罗斯的蒙古语地区再来一次回访，以扩大其所谓的国际影响，对北京方面施压。

 

泛蒙古主义作为一种弱势思潮，其之所以能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显然要追溯到它的前世。

 

“泛蒙古主义”的前世

 

在俄罗斯，最早提出并运用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术语的，是著名哲学家弗·谢·索罗维约夫。索罗维约夫还写诗、关注时事，“客串”政论家进行预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索罗维约夫断言中国将战胜日本，而日本将宣布泛蒙古主义，并在攻占中国后，与中国一道占领欧洲。但日本的战胜几乎让他陷入绝望。1895年，索罗维约夫在芬兰疗养时写下名为《泛蒙古主义》的诗作（1905年才发表），他在诗中表达的历史哲学观念几乎等同于“黄祸论”，与后来出现的主张蒙古语族联合、并成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几乎是两码事。当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公元13世纪鞑靼-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始终与来自东方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纪念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罗斯人在库里科沃原野战胜鞑靼-蒙古统治者马麦汗）也就意味着防范“中国威胁”。

 

蒙古人自己发出“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在20世纪初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刻。当时，中国的内、外蒙古以及苏俄都是泛蒙思潮滥觞和实践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借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发起了分裂运动。1919年，布里亚特和中国内蒙古的“泛蒙”代表大会在赤塔召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首都海拉尔，并得到日本的支持。随着日本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侵略，“泛蒙”运动也开始在内蒙地区蔓延，如德穆楚克发起的“自治运动”等。当然，最终折戟沉沙。

 

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

 

当代俄罗斯的“泛蒙”现实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包括蒙古语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意识。图瓦共和国的反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1990年5月，该共和国曾发生反俄骚乱，导致88人死亡，当时的口号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给我们当奴隶！”“给你们一周期限（搬走），否则消灭你们！”大批外地人拥入城市抢占住宅，后来，图瓦政府将既成事实加以合法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耸人听闻地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