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降日本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导读】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蒋介石和汪精卫（资料图）

 

　　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据闻：汪精卫曾派陈璧君出面与蒋介石密谈，提出入京后两人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蒋汪之间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时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揭幕之日，蒋介石先把汪精卫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行政院长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否由蒋介石担任，颇有争议。蒋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会议，等着汪精卫去安排。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要员们左说右劝，勉强说通。最后，在3月6日中政会上通过，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