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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袁伟时 中国著名史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Q1：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了呢？
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Q2：您给学生们教授历史课，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
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
Q3：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地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要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生长。
Q4：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200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如何突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Q5：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
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Q6：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耶稣《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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