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名士章太炎：为政治而狂，为国家而癫

（原题：佯狂未必不丈夫——章太炎：百年来最狂放不羁的国学大师）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章太炎

 

章太炎风骨棱棱，意态轩昂，颇有俯视群流不可一世之概，他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奇异之处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味。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訄书》、《小学答问》等煌煌名著，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现代作家、教育家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评论章氏的学问，甚高而中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然而章太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心惊的事情。章太炎“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族人将他开除出宗祠，他曾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囚，其勇毅精神却至死不挠。他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图求的是那份回肠荡气、酣畅淋漓的痛快劲。

 

我们细读章太炎的《民国光复》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二文，即可知他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从少年时即已养成。他曾听外祖父朱有虔谈及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所持的华夷之论——“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与之俱亡”——心中大受触动。稍后，他读到稗史《东华录》，其中载有雍正、乾隆两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吕留良等人惨遭灭族的文字狱，更痛切地感到“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为此他愤然发表石破天惊的言论：“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在当时的语境下，他敢讲这样的“疯话”，不仅需要一股子狂劲，还得有十足的勇气才行。青年时期，章太炎不去应试，不汲汲于功名，决心做个“汉族完人”，此举在当年极为不易极为罕见。后来，他振笔撰作《讨满州檄》，历数满清专制帝王十四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文字冤狱等），即根源于他内心积郁多年的民族情感，既包含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有对那些被虐杀的先辈的哀矜。

 

说来难以置信，章太炎天不怕，地不怕，单怕一人，这人既非凶神，也非恶煞，而是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清末时，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楚学报》，延聘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可是前者为保皇党人，后者为革命党人，两只好斗的“蛐蛐”同钵，自然有一场武戏可看。有一次，梁鼎芬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有为）想做皇帝，有无此事？”章太炎冷笑一声，回答道：“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他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闻言大骇。章太炎还交出一篇更惊世骇俗的“作文”——洋洋洒洒六万字的《排满论》，其赤裸裸的“民族革命”思想触目惊心。梁鼎芬审读此文，犹如大粪浇头，简直怒不可遏，他狂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令人用轿棍将章太炎饱揍一顿，轰出报馆。若不是怕连累恩主张之洞，梁鼎芬必定穷追猛打，将这件事酿成大狱。此后，在一些辩论场合，口舌敌不过章太炎的人便总是掐准时机，在自己即将落败时立刻使出屡试不爽的撒手锏，喝一声“叫梁鼎芬来”，十有八九，章太炎会大惊失色，高挂免战牌。

 

1895年，章太炎加入由康有为、梁启超牵头组织的强学会，交纳了十六块银洋的会费。他还对保国会（1898年由康、梁发起）隐含的宗旨——“保中国不保大清”——表达过激赏之情。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皇党，章太炎即与之分道扬镳。1903年5月，他在《苏报》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径称“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尤为惊世骇俗的是，他戟指着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而自身难保）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然骂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他还骂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只知吸食黎民之膏血，戕残国家之元气，别无能耐。西汉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清末“章癫”语惊天下？结果，他因文贾祸，当避风头而不避，说什么“革命流血起，流血自我起”，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上海虹口一所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接到章太炎在狱中相召的书信，即刻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陪师友同作苦囚。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气调壮烈：“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不被斫去，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布阵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瘐死于狱中。章太炎于苦役之余，朝夕研诵《瑜珈师地论》，深悟大乘法谛，虽悲苦万端，精神却能屹然不倒。

 

另有一事不可不提，慈禧七十大寿时，举国阿谀，章太炎撰写的寿联却充满刻骨的讽刺意味，其词为：“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章癫的这副寿联将慈禧的主要“业绩”一一罗列，可谓入骨三分骂亦精，令那位祸国殃民的女独裁者好生没趣，却令天下人拍手称快。

 

徐锡麟之弟徐仲荪如此评论章太炎：“其处世也，有威武不屈之概；其持身也，有独立不惧之神。”诚然，章太炎对于首脑级人物从来就缺乏起码的敬意，而且抱有深刻的敌意。他讥讽政客，嘲骂强梁，略无隐讳，往往一座皆惊，闻者为之变色。其寸衷所执，三军不能夺，万夫莫能撼。他在清末骂光绪，骂慈禧，骂自己的恩师俞樾，并作《谢本师》一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闹得狂名满天下。令章太炎始料不及的是，待到他老境颓唐，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门下弟子周作人也抛出一篇《谢本师》，公开宣布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由此看来，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也是不可以随便滥用，甚至胡乱发挥的，否则就会变成中国版的“吾爱真理，吾必灭吾师”，一路恶性循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老羞成怒，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与孙中山交恶，说来话长，最早的起因是：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预感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一哥”，这样蛮横粗暴地对待他，不甚妥当，于是由外务省赠给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认为对方以礼相待，却之不恭，且革命活动正待吸纳经费，他便悉数笑纳。这件事孙中山自作主张，未曾知会同盟会同仁，难免被人怀疑其中另有猫腻。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私底下收受黑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将孙中山的肖像撕下来，批上一行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远赴南洋的孙中山，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继任。孙中山的态度很奇怪，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始终保持缄默。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章太炎的至交好友，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亲笔起草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由于黄兴不肯接受众人的推戴，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劝解工作，“倒孙风潮”最终得以平息，但章太炎从此对孙中山左看右看都看不顺眼。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观感更差，他指责孙中山妄谈主义，徒擅空言，“任用非人，奸佞在位”，实行一党专制，身边完全被一群阿谀奉承、追名逐利之徒所包围。1912年1月14日清晨，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遭到暗杀，竟然是陈其美指使其手下蒋介石所为，陈是孙中山亲信无逾的心腹爱将，章太炎的愤怒自然而然直指孙中山。其后，广东都督陈炯明下令杀害光复会的三位重要成员许雪秋、陈云生、梁金鳌，更令章太炎震怒无比，陈炯明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将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章太炎看来，必为孙中山所指使。只因政见稍有出入，同盟会的大人物不仅铲除异己，而且对同一阵营的战友不惜痛下杀手，事实俱在。尽管孙中山致电陈炯明，严词痛责，章太炎也难消心头之恨。

 

南北议和时，章太炎在心中反复权衡，能上他的大秤的，只有一个人，这人不是孙中山，不是黎元洪，不是黄兴，而是袁世凯。乱世造英雄，如果说袁世凯是奸雄的话，那么他最大的本事则是奸雄造乱世。章太炎一时眼花，硬是觉得举国之中只有袁某人具备凝聚民心、集合国力的通天本事。他的推断很简单：若不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民国从何谈起？他认为袁世凯是 “一时之雄骏”，以名实归之，既顺应天意，又合乎人心。章太炎改弦易辙，实为狂性又发，他主张建都北京，与孙中山的意见完全相悖，凡是孙中山支持的他就反对，他现在只认这个理，九牛拉不回。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为本省烈士召开追悼会，孙中山出席致词，章太炎偏要选择这样的日子搅局，他寄赠的不是挽联，而是一副骂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此举既出格又犯众，立刻招致革命党人的群起而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