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你觉得怎样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天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满清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和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涉学术自由，歪曲了很多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1亿多，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两亿多冤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外敌入侵很多次，割地赔款，国困民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这要很多人一起来做。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义不容辞要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您选择的这条事业道路上，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那些挫折，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是很困难的路，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风光，很受重视，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这样，才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观点，因为我认真研究过，经得起考验，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当时受到挫折没关系。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有些人不理解没有关系，要看得长远一点，说不定过些时候就变了。那些委屈、不理解，都是历史现象。对历史学家来讲，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你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些言行、那些现象，是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样，那些争论、不理解就变成了很好的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篇章里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