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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的幸福生活:晚明商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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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门庆的鼎盛时代,他几乎垄断了清河县的药材和纺织品销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奸巧,和官府的亲密关系,一跃而为山东首富,经营典当行,放高利贷,买卖越做越大,俨然一位官商典型。
 
这个脱胎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当中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尽管姓名未变,主人公仍号称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展现的却是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发展情形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西门庆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临死前他向女婿陈敬济交代后事,家中财产说得颇为分明: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和乔亲家合开),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一些别人欠的高利贷,约合六七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则西门庆的商业资产已臻千万,这还不算他的几处不动产。除了生药铺是他继承父业,其它均是他自己赚来的。他做生意的本事委实惊人。
 
细数书中所述,西门庆的巨额资产有几个渠道聚拢得来:经商获利、放高利贷、纳妾得财、官商特权、做官受贿,既有合法经营牟利,也有非法所得。他积聚原始资本,很重要的一笔是靠婚姻关系。
 
出场没多久,他便娶了布商杨宗锡的遗孀孟玉楼,当然也接手了布商颇为可观的遗产: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接着他又奸娶了好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谋取了一笔更大的财富。李瓶儿生了儿子官哥,和当地的财主乔大户结了娃娃亲,尽管有了官衔的西门庆看不上乔大户无官无职,但还是因对方财力雄厚而同意了这门亲事。两亲家很快合伙经营,先是去扬州贩盐,然后各投资五百两银子,开了家缎子铺。
 
他特别重视资本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从蔡状元那里提早提出的三万两盐引赚了钱,就派家人去杭州一次便买回了一万两的缎绢,又从南京装回了二十辆大车货物,缎子铺开张第一天,便卖出了五百两银子。这家缎子铺和另外的铺子卖出了六千两银子,他又用于扩大经营,用二千两着家人往湖州买绸子,四千两着家人去松江贩布,像滚雪球一样,到他死时,缎子铺已经是五万两银子本钱。
 
西门庆也特别善于低买高卖。小说第十六回里,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等他,他却不急着赶回去,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他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显然是在打商业上的心理战。而且这外地商人急等出脱的商品,也不是现钱交易,只需付一百两银子“押合同”,余下的货款他尽可以拿来放贷周转。
 
像今天的商人一样,西门庆把资源优势用的淋漓尽致。他很知道一个商人能从官府获得多大的收益,故而不吝钱财,结交官员,做政治投资。蔡状元回乡省亲路过清河,经人介绍到西门庆家“打秋风”,西门庆盛情款待不说,临行还赠盘缠物事。故而当蔡状元被点为两淮巡盐御史之后,他便能够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行市,获利十倍之多。
 
明代对商人仍然课以重税,“商税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鱼鳞,惨于抢夺”(《定陵注略》),尤其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往往要重复纳税。西门庆结交大小官员,得以偷税漏税。他一万两银子购买的缎绢货物到了临清钞关(明代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叫钞关。16世纪,明代有七个钞关征收商税:杭州附近的北新关,苏州附近的浒墅、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九江。每个钞关由户部派出的主事管理一年),因为事先请钞关钱主事“青目一二”,货物便由西门庆的伙计自己申报,两箱并作一箱,三停只报两停,缎绢当作茶叶报税,结果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
 
万历时期的商人与商业
 
西门庆的发迹,离不开明代中叶商业的逐渐繁盛。山东原属落后地区,1411年重开会通河后,南北贸易逐渐兴旺,临清成为仓储和转运重镇,宣德间建钞关,为七大关之首;弘治年间升为州,成为北方最大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中心。当时有所谓“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便是指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大著名商埠:苏州、杭州、临清市和张秋镇。1599年临清关的税收总额为83800两,远远高出其他几个内河河港的税收。
 
“商业在明代中叶得到长足发展,不受商业影响的偏僻社区变得寥寥无几”,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说,“在江南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纺织品生产者到市场购买更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他们不再种植的稻米。他们的需求强大到足以吸引大米沿长江流域而下,形成永久性连接中部内陆地区米农与江南消费者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相反,《金瓶梅》里数次提到西门庆派家人去杭州、湖州等地贩卖绸缎,还派人到杭州专门织造行贿送礼用的“锦绣蟒衣”和“家中穿的四季衣服”。
 
明代丝织业非常发达,其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当时最大的丝织品市场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浙江丝织品的主要走向便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机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更为盛炽。单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一地,万历间便有“缎店三十二座”。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里总结为:“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晚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和官家的需要相关,尤其像盐,是大利之所在。西门庆三万盐引获利十倍,则说明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
 
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和别人合伙经营。《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 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伙计制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般以嘉靖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点,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纵乐的困惑》)。明前期只有那些生产水平底下,不足以维生的地区,人们才转而从事商业,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晚明则从商成为很多地区人们的主动选择,发财的美梦点燃起人们无穷尽的欲望。尤其是徽商和晋商和陕西等地,以盐、茶、典当等业兴起大商人资本。适应因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便说当时“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商业活动和商人们的诈伪讦争“污染”着家给人足、质朴安静的风俗。“郓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郓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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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秋水 来源:作者博客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