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故国的忠诚：蒙元灭亡后的“遗民”们

 

  

 

1379年（明洪武十二年）秋冬之际，悄然隐居在江西进贤某乡村中的伯颜子中，忽然受到来自县衙门的传唤。找上门来的本县衙役身后，还紧随着一名受当日主政江西全省的南昌布政使沈立本派遣、专程前来找寻他的公差。临行前，沈立本曾叮嘱公差说：“倘若带不回伯颜子中，你也不要再来见我”。所以那人不敢怠慢，从县城一路跟到北山脚下的子中居所。

 

乍看起来，这还真像是一件大好事。原来太祖皇帝朱元璋新近君临天下，亟需能帮他治理国家的各色人才，所以下诏“搜求博学老成之士”。诏书递到江西，沈立本便决意把这个在元朝曾“四领乡荐”（即四次通过省级“乡试”、获得进京参加全国性“会试”的功名）的色目书生列入他的举荐名单。村里人围在伯颜子中三间简陋的竹屋外面交头接耳，都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这个“晨饘暮粥”、穷困孤独的老头，如今总算熬出了一个模样来！

 

但是，面对“上面来人”软言细语、却又斩钉截铁的邀约，伯颜子中的心里充满了懊伤。他懊悔自己选错了隐身埋名的地方。他本不是汉人，祖上来自西域，是作为由蒙古人调发到中原汉地的远征军而被集体迁徙到华北的。自从蒙古征服南宋疆土以来，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驻守江西，死后便落葬在“彭蠡（即今鄱阳湖）之滨”。我们不清楚，他的父祖辈究竟受到过多少汉文化的影响，至少伯颜子中的汉化程度是很高的。他曾从名儒专门研习《春秋》。尽管未能成为进士，但四次取得会试候选人的身份，可见他出入场闱颇似轻车熟路。他与不少江西名进士、地方名儒交游甚欢，并担任过本省建昌路的儒学教授，那职位大略相当于今日一个中小型地级市的教育局长。显然是出于儒家的“孝悌”观念，子中才会挑选位于鄱阳湖南端的进贤北山作为自己的隐居地；因为那里很接近他先祖先父的墓地，可以便于他按时祭拜。然而现在他却发现自己有一点失算。当日的进贤县境西面紧靠附廓南昌府的南昌县。而从北山去到省府，若按那时候志书上的说法，总共不过八十里路。它太接近一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有关自己的近日讯息，才会这等容易地被有心人所侦知。

 

这世上有过多少人，积虑苦心要摆出一副自甘淡泊的隐居派势，其实就盼着声名外传，好让朝廷来征召？伯颜子中和这些人不一样。那么，对于自己被“省部级”的“猎头”当作人才百般搜访，他为什么又如此不乐意呢？

 

非蒙古族的“少数民族”

为何在元代灭亡后自尽？

 

话还得从他在元朝末年的经历说起。看来他的父亲去世颇早，当他知人识事的年代，家道已经中落了。所以有关他的史料写道：“家贫，养母至孝”，兄弟们想选择读书做官的道路。可他又没有考取进士。幸而地方上了解他的学问人品均“非同时色目进士所敢望”，所以他还能从南昌东湖书院的院长做到一路的儒学教授。在当时这类职位是不折不扣的“冷官”，无权无势，也无望升迁，还经常领不到那份微薄的薪金。但无论如何，他好歹算是做了元朝的官。

 

他的官运略通，那是元末农民大造反之后的事了。南方诸省大乱，官员死伤流离，开小差的人也日见其多。人不敷用，他倒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伯颜子中从地方大员的幕府官做起，曾带兵抗击陈友谅，事败后逃到福建，在那里效力，从福建浮海进京，终于获得朝廷的授命。回到南方不久，他第二次赴京议事。这回又经过不止一次的迁调，他被委付了一个兵部侍郎（副首长）的官衔，与吏部长官一行到广西视事。这伙人才翻山越岭进入广西，两广和福建全境已都为朱元璋所有。子中于是诡姓遁逃，旅食江湖，大概伙同一群朋友做过一阵子生意。最后他才潜返江西，想守着父母的坟了却残生。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伯颜子中不曾与朱明的大军直接对抗过。他没有“违逆本朝”一类的前科需要逃避，怕的偏偏就是明朝找他去做官！所以据说他时时“怀鸩自随”。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加入明政府，在他看来那是逼迫他去做“非义”之事，他就只好以死作为回答。

 

所以现在真的到了他必须“以死答之”的时刻了！

 

我们不知道，那班恭顺而蛮横的差使是否曾允许伯颜子中单独在自己家里再逗留一两天、甚至更久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伯颜是否还有机会最后去拜望一次祖上的坟茔，或者只能如同资料所述，仅在家里“具牲、酒，祭其祖、父、师、友及昔时共事者”。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是，他留下了一组遗诗，总共七首，题为《七哀》。尔后，他饮下随身携带将近十年的毒药，自杀身亡。

 

假如不算如同鸡肋骨的那个教授职位，伯颜子中只能说是在颠沛奔走的危难之中赶上了入前朝作官的末班车，一趟真正的末班车！他丝毫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他为此而毫无犹豫地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伯颜是一个“色目人”。在元朝，这个词指的，是出自西夏唐兀（又称“党项”）族、畏兀儿（今译维吾尔）族及其以西中亚各突厥部落和伊朗、阿拉伯地区的各种人们。他们被蒙古人看作自己统治华北和南宋旧土的可靠帮手。“色目人”虽还不能算是当时的“国族”或“国人”，那是专属于蒙古人的一个分类范畴；但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往往据有很高地位，足以傲视华北汉人，更凌驾于旧宋版图内的“南人”之上。这么说来，伯颜那么坚决地拒绝明朝征聘，有没有一点族裔意识的芥蒂在他心中隐然发生着某种作用呢？

 

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一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