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忽悠”《新青年》看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直到《新青年》刊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时，《新青年》仍是一个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看家本领的陈独秀，动用各种哗众取宠的手段，逐渐把这本杂志“忽悠”得重要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一、“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技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2卷第2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9页）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其潜台词亦以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三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2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